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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人格的永恒尺度
先民对君子人格的锻造，从起初就极为重视“诚”这一尺度，宋儒更是将其提升至“本体”高度，重构“诚礼兼修”的君子修养。传统“诚”论所蕴含的求真务实、警醒慎动等修养要求，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等修养方法，对于塑造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新时代君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君子乾乾，不息于诚
作为道德理想人格的“君子”，脱胎于西周作为身份地位的“君子”。春秋人格义君子的出现，既伴随着指称对象的转换——由上位阶层扩展至平民阶层，也蕴含着评价标准的迭变——由“因位而名”变为“因德而名”。正是在这一转变中，“诚”凸显为君子人格的重要尺度。《大学》言“君子必诚其意”，《中庸》言“君子诚之为贵”。思孟学派更是将“诚”提升至“天道”的高度，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成为天地化育的规律。
“诚”之所以能从众德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关乎君子人格锻造的重要德目，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代表着事物完满、成就的美好状态。据《说文解字》，“诚，信也”，“信，诚也”，诚、信互训。孟子曾言，“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信”即真有、实有。朱熹曾言，“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诚”即至实、无妄。诚、信皆指实有其德、真实无妄。无论人还是物，若能充分展现实有之德，便可走向成就、走向完满，是为“诚者自成”“不诚无物”。
及至宋代，随着“天人合一”命题的提出及相关观念的成熟，宋儒视天地万物为统一的“生命体”。既然天人合一，“诚”便不仅是天之道，也是人之道，是世界之道。既是如此，“诚”自然也关乎道德理想人格的锻造。周敦颐代表作《通书》开宗明义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