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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工业大学王绎雯：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矛盾的二重性 1
2.王全仁：
发挥国有企业X校作用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 3
3.黑龙江工业学院李晨琪：
高校教师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路径研究 7
4.北京师范大学保卫处（部）张路方：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12
5.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利：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三重向度… 18
6.王辰羽：
国企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治理现代化融合路径研究… 34
7.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也：
牢牢掌握X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39
8.贵州省贵阳市贵州酱酒集团有限公司吴明雪：
企业宣传工作如何服务意识形态建设 42
9.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田露：
浅谈国企如何做好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 45
10.内蒙古青城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其木格：
全媒体时代国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舆论引导能力提升研究… 48
11.邓海莹：
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与协同治理研究… 51
12.李荣胜、胡慧丽：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新范式… 57
13.广西区直机关工委X校刘昱：
人工智能时代加强X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路径探索… 63
14.李慧：
善用善管新媒体筑牢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66
15.广西职业师范学院梁燕平：
守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 70
16.中共广东省委X校校刊编辑部戴晓玲：
数字时代X校学术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研究… 72
17.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司小雨：
数字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逻辑理据、风险挑战与创新路径… 79
18.马俊峰、杨佳欣：
算法时代意识形态的风险、挑战与治理路径… 88
19.王慧：
提升新时代X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的思考… 100
20.中共西安市委X校X史X建教研部艾年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X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几个重要论断……11021．中共宜春市袁州区委X校谢赛：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X组织意识形态工作的困境与路径创新……11822．薛睿：
新时代X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拓展… 124
23.尹铁燕：
新时代X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要求… 128
24.韩奥林、仇竹妮：
新时代X的意识形态领导力提升策略研究… 137
25.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严宇珺：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及其应对… 145
26.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医疗器械学院麦智杰：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153
27.祁敏超：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研究… 160
28.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郁敏：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挑战、原则与优化… 167
29.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李海波：
新时代国有建筑企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路径与创新发展探究… 173
30.南京建邺大美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张海峰：
新时代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逻辑与创新路径研究… 178
31.许晓艳：
新时代开展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路径研究… 183
32.沂蒙干部学院郭晓倩：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188
33.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杜芳：
新时代中国共产X在深圳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践路径… 191
34.冀中能源集团X委宣传部王海：
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赋能国企可持续发展… 197
35.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钟立华：
以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 201
36.重庆高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刘东：
政工师在加强企业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功能研究… 206
37.东南大学吴涵玉：
筑牢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融媒话语阵地… 208
38.嘉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莉：
筑牢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屏障凝聚奋进新征程精神力量… 211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矛盾的二重性
河北工业大学 王绎雯
（2026年4月24日）
新时代以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此同时，这一矛盾转变对新时代X的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清醒认识到，在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原则，深刻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与时代特征，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广泛思想共识、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一、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矛盾的继承性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历史继承性，其突出表现就在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X的意识形态工作发展不平衡、供给不充分之间仍存在张力。就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其继承与发展特征：一是矛盾主题的继承性，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二是矛盾判断依据的继承性，始终立足国情与生产力发展实际。三是矛盾解决经验的继承性，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X的基本路线。
二、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矛盾的创新性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集中表现在纷繁复杂的观念交锋之中，其创新性突出体现为：必须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信息技术深刻重塑传播格局的全新语境下，精准把握并有效回应多元社会思潮的挑战，持续创新话语体系与传播方式，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X的创新理论实现时代化、大众化的有效阐释与广泛传播，从而以坚实的思想创新不断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价值观基础。X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外意识形态形势的复杂变化，系统提出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部署。新时代X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重点展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意识形态领域面临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这就要求既要不断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积极弘扬主旋律、广泛传播正能量，校准奋进新时代的主流价值导向；又要旗帜鲜明地开展舆论斗争，有力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
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此外，还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中国方案，也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因此，新时代X的意识形态工作绝不能“闭门造车”，而应在坚持自身主体性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也不能“独善其身”，而应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对话，同世界各国政X与社会一道，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力量。
发挥国有企业X校作用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
王全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是X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X校作为X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在加强X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具有无可替代的角色定位和使命担当。国有企业X校既是企业X员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主渠道、主阵地，更是X在国有企业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传播X的创新理论、筑牢思想根基的关键平台。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国有企业X校必须牢牢扛起意识形态工作ZZ责任，教育引导广大X员干部坚定ZZ立场、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为国有企业坚持X的领导、加强X的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加强国有企业X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是全面从严治X的ZZ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更加需要牢牢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筑牢思想防线、凝聚奋进力量。国有企业X校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也决定了X校既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也是加强X员干部思想ZZ教育的重要平台，必须在引领思想、凝聚共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这是全面加强国有企业X建工作的现实需要。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ZZ基础，是X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企业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X必须抓好X员教育管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坚持通过X校这一重要阵地对X员进行系统的X的创新理论教育、X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X性X风X纪教育，增强X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
这是国有企业X校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随着全面从严治X不断向纵深推进，X校要展现新作为，实现新发展，就要紧跟形势，顺势而为，充分发挥理论研究主阵地、教育培训主渠道、X性锤炼大熔炉的重要作用，引导X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强化ZZ担当，从思想层面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国有企业X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形势
当前，国有企业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生产经营任务繁重、改
革发展战线长、覆盖领域广，干部职工思想观念日趋多元，X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
企业改革发展对X员干部思想认识带来新的影响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持续推进，岗位竞争更加激烈，工作节奏不断加快，部分X员干部容易产生思想波动和心理负担。当改革触及个人利益时，个别人员可能出现情绪波动甚至抵触心理，增加了企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难度。
社会多元文化交织对X员干部思想观念产生影响
随着社会文化形态日益多元，各类价值观念在企业内部不断交织碰撞，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部分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给X员干部队伍思想稳定和价值引领带来了一定挑战。
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以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体迅速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思想传播格局与舆论生态。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上各类信息良莠不齐、观点多元复杂，一些片面甚至错误的言论容易传播扩散，对X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产生影响，使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环境。
国有企业X校强化意识形态主阵地作用的做法和措施
突出ZZ引领，强化对各种思潮的辨析和引导。
作为X的理论传播阵地，面对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新媒体兴起的时代，国有企业X校应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在强化理论武装的基础上，切实做到“四个讲清楚”。
一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讲清楚。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学与X性教育相结合，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是X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坚实理论支撑。
三是把X章X规X纪教学与X性教育相结合，讲清楚X的纪律的统一性、严肃性、强制性，是保持X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重要保障。
四是把X史国情教育与X性教育相结合，讲清楚中国共产X为何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引导X员干部深刻认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发展、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切实增强X员干部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
聚焦主业主课，增强X校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始终坚持X校姓X，科学制定教学计划，推动教学力量、教学资源向主业主课集中，形成模块化教学体系。“调研分析模块”把准方向，坚持问题导向，从X内思想状况、社会文化思潮、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设计调查问卷，针对不同层级学员量身定制教学课程。“思想理论模块”淬炼X性，坚持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通过组织学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革命遗址和纪念馆等开展现场教学，把X史新中国史、X风廉政和革命传统教育融入课堂教学。“教学设计模块”增强实效，综合运用互动式、案例式、体验式、研讨式等多样化教学方式，引导学员积极参与互动，改变被动听课状态，提升教学质量。“考评测试模块”巩固成果，结合培训课程设置和学员特点，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为各课程设置相应权重与分值，激发学员学习内生动力。“舆论宣传模块”守土尽责，严格落实国有企业X校主管主办的门户网站、杂志期刊等宣传平台的管理责任，严把ZZ关、质量关，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加强队伍建设，严格ZZ标准和业务标准
从源头上严格把关专兼职教师选聘工作，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强化意识形态课堂管理，通过课前宣读《意识形态课堂管理告知书》、严格课堂纪律等措施，确保X校课堂始终坚持正确ZZ方向。从教学内容、课堂讲解、教学效果等方面建立审核评估机制，提升教学质量。整合内外部优质教学资源，优化教师队伍结构，通过“广泛引进”和“内部挖潜”相结合的方式，建设一支专兼职结合的X校师资队伍，实现统一调配、资源共享。积极探索“X校教师+领导干部
+业务骨干+基层先进典型”联合授课模式，邀请地方X校、高校专家及企业生产经营一线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参与教学。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与高校开展教学合作，将优秀专题课程纳入培训内容，提升教学专业性和系统性。
完善制度建设，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意识形态能力是X员干部的重要能力素质之一，其提升既需要持续的教育引导，也需要制度机制的有力保障。国有企业X校应制定并完善《X校章程》
《教师培训质量测评办法》《兼职教师聘用合同》《外聘教师管理办法》《X校学员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形成相互衔接、系统配套的制度体系。从学员管理、教师管理、班主任管理和网络管理等多个方面对意识形态相关工作进行
规范，通过织密制度网，增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约束力。通过让制度进班组、进课堂，不断增强国有企业X校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的引领力和影响力。
新时代新征程，意识形态工作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愈发凸显。国有企业X校作为X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阵地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必须始终坚持X校姓X原则，牢牢把握正确ZZ方向，不断强化理论武装、深化思想引领、凝聚发展共识。通过持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和水平，更好地发挥X校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服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高校教师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路径研究
黑龙江工业学院 李晨琪
意识形态即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式和ZZ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表现在ZZ、法律、道德、哲学、宗教等形式中。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它在引领思潮、凝聚人心、推动发展方面具有强大支撑作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命题，也是全X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同样，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和进步的原动力，教育工作攸关X和国家前途命运，影响民族复兴伟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高校已成为文化、思想交汇的前沿阵地，在思潮多元化的社会中，高校教师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在发生变化，高校教师是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健康科学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做好高校教师意识形态工作，对于更好地认同意识形态、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维护政权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高校教师意识形态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当前，全球正处在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与调整之中，思想文化相互渗透影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多变，思想观念之间的交织和交锋给学校的办学方向、教学研究以及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了新情况、新挑战和新问题。了解并把握高校教师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形势、意义重大。近年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我们也要清晰地认知在教育实效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下面围绕学校、教师个人以及社会层面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高校“：虚而不实”“散而不聚”“持而不久”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整体态势是好的，但在当今社会，大国之间的博弈已经进入到了以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而当这种价值观上升到国家层面时就是国家意识形态本质的体现。从当今世界格局可以看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意识形态工作对于高校而言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牢牢把握X对高校的领导也就是X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权对于高校是否能持续而稳定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问题体现在“虚而不实”“散而不聚”“持而不久”。“虚而不实”主要体现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和学校教学科研、师生
的工作学习相脱离，究其原因，是高校的X政班子和行政班子缺少协同，业务往来较少，彼此之间了解不够，长此以往，不利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顺利展开。“散而不聚”主要体现为在高校的工作任务分配上缺少配合，支线若干但却缺少一条主线，这对于新形势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展开非常不利。“持而不久”从其字面意义上可以看出，时续时断，不能一贯持久。高校要明确一点，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从X委到基层再到个人都要强化责任，要分工明确、齐抓共管，以期达到良好的效果。
（二）教师：理想信念亟需加强，职业道德亟需强化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央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着力打造一支理想信念坚、道德高尚、有仁爱之心的优秀教师队伍。
随着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教师队伍年轻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年轻教师已成为教师队伍中的主要力量，由于年轻教师大多数是从学校到学校，社会化程度不高，在一些不良思潮的影响下，部分青年教师只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与高校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学校的意识形态工作没有上升到突出地位。由于大部分教师不直接从事X的理论方面的研究，缺少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很容易产生迷茫。由于职称的评定以及年底的考核的压力，大部分教师更是把重心放在学术研究上，而将意识形态教育放到了学术研究的对立面。青年教师作为高校教学的重要力量，对学生影响很大，要把加强青年教师队伍的思想ZZ建设作为高校X的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来抓，做好青年教师的思想引导工作，以适应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提升教育质量。
（三）社会：网络舆情舆论的冲击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虚拟空间随着网络技术的提升、网民数量的递增逐渐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在这个虚拟空间中产生了全新的交往方式、认知方式和实践方式。大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往不再限于传统的交流方式，互联网以其特有的传播手段和庞大的信息量，不断地冲击着高校师生的价值观，并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影响其思想和行为。
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9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7.5%。其中，高校师生是我国最大的网络群体。从总体上看，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主流方向是积极向上的，但随着网络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碰撞，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社会思潮多样化的冲击，以及网络虚拟空间所衍生的社会实践方式的复杂化都决定了思想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价值观日益多元化。再加之网络信息的泛滥致
使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日益弱化，负面信息所构建的不良舆论环境都在深刻影响着广大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一切对于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高校教师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路径
（一）学校管理方面
1.筑牢高校意识形态主阵地
掌握主阵地是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和领导权的关键。学校不单单是传播知识的地方，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事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关键问题。这也是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的重点问题。如何激励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如何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教师队伍的建设至关重要。
学校是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主阵地，加强学校意识形态建设，既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需要，又是建设且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要求。目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整体趋势向好，师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的信心日益增强，主流思想的引导力和凝聚力也在不断加强。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思想和观念。这就需要我们科学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和管理权，筑牢高校意识形态主阵地，强化思想武装，是把握高校意识形态领导权工作的核心。高校X委要真正落实好自己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核心作用，深刻领会新时代大形势下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高师生的理解能力，真正实现“真知真信”“学以致用”。
2.加强意识形态的制度和管理建设
在X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高度，对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其中明确提出了X委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要求[2]。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制度建设既是落实X中央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要求的需要，同时也是当前提高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科学化、系统化、有效化的途径。
在落实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中，除了分工明确之外，重要的是要对学校的意识形态工作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分析研判。只有在调查研究、分析研判的基础上，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杜绝以方案贯彻方案、工作流于形式的局面。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管理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制度管理的关
键。针对意识形态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应抓住其主要矛盾，站在系统和整体的视角上把好脉、配好方。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管理建设上，要注重提升整体的素质和能力，坚持“以德为先”“选贤任能”的用人准则，培养一批高素质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人才，健全X组织统一领导、齐抓共管，共建意识形态的新格局。
（二）从教师个人方面
1.以师德师风为抓手，坚守意识形态主阵地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计师德为本。师德师风是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灵魂。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人才培养关键在于教师，教师是否能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非常关键，这就要求高校在师德师风的建设中加强领导，从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制度建设入手，结合实际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向前发展。
意识形态工作及师德师风建设事关学校的办学方向，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抓手，事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全体教师，特别是教师X员，要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体教师应不断提高ZZ站位，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融入学生培养的全过程。教师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管控好言行，管理好阵地，积极传播正能量；扎扎实实、潜移默化地将意识形态工作、思想ZZ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环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高校思想ZZ工作会议等会议精神，引导广大学生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教师要做好学生的人生引路人。
2.坚定理想道德信念，形成意识认同机制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三大着眼点：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教师的意识形态教育是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相关理论上形成正确的认识并自觉践行，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觉性、主动性。要坚持把X的创新理论作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理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排查思想上、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深刻分析其原因，有针对性地落实整改措施，引导教师增强ZZ敏锐性和ZZ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划清是非界限，在面对不良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时能坚定理想信念，切实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三）社会舆论方面
高校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网络舆情监测也成为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国高校突发舆情事件频发，这些都要求高校要加强网络阵地建设，拓展舆论宣传阵地。当前高校主要是以主题班会、课堂研讨、讲座等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教育，但作为最大网络群体的高校师生，网络的使用数量及范围都十分广泛，这就要求高校在筑牢传统阵地的同时，也要把目光放到互联网所占领的意识形态的新阵地上。一方面，学校要积极开展网络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成立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小组，对于高校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成果制作、舆论舆情进行总体的把控；另一方面，高校也要加强对于网络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对于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小组成员进行定期的培训和学习，在业务技能培训中，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强化舆论引导，借助各种传播媒体，及时有效地传达X的主张、理论，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为高校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贡献力量。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保卫处（部） 张路方
0.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X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X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随着我国数字化赋能高等教育进程的不断深入，互联网在给高校师生教学科研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逐渐成为境外极端思想与社会负面舆情向校园渗透传播的主要工具。互联网与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高度融合，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青年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难度，同时削弱了高校对于渗透活动的抵御能力。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与网络环境，高校积极探索防范与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有效策略，以帮助大学生在学习与成长过程中既能有效鉴别境外敌对势力的拉拢，又能远离境内非法组织的影响，是新时代维护高校ZZ安全与稳定的重要课题。
1.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特点
1.1受众群体多元化
在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过程中，学生通常被视为接受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对象，而教师则主要扮演教育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在这种模式下，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与思想文化宣传的着力点也主要集中于学生群体。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海量的网络信息涌入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当代大学生对于互联网使用的先天优势又使得他们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甚至有些领域连教师也未必熟知，这就容易出现“知识反哺”现象。高校教师在新媒体时代也逐渐成为意识形态建设与管理的主要对象，这种转变模糊了传统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界限，师生间的信息获取变得不再是单向传递，而是形成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格局。
1.2传播载体多样化
新媒体传播是指运用现代数字媒体技术，通过数字化网络、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等）向用户传递信息和服务的一种交流模式。随着新媒体的崛起，高校的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网络宣传，更多的是通过AAA、微博、小红书等这类更加多元化的社交工具进行传播，一些院校更是巧妙地利用短视频这一新兴媒介，进一步扩大其信息的影响力。高校的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也逐渐演变成以校、院两级官方网站为基础，以各类热门新媒体平台为载体，不断开阔和丰富校园文化传播的体系。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上的多样
性与丰富性，无疑提升了高校宣传教育工作的吸引力和响应能力，成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独特标识。
1.3传播过程高效化
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包括但不限于校内宣传栏、宣传条幅与论坛讲座等，受线下传播效率的影响，高校传统的宣传形式往往局限于特定的时间、途径和媒介，导致覆盖范围有限，影响力不足。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和校园网络的广泛普及，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载体和表达形式日益多样化。通过整合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在校园网络平台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使得师生获取信息不再受时间或空间限制。同时，依托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网络传播技术，高校网络信息传播实现信息源和师生之间的实时传递，师生也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内容。这种方式可以极大程度地缩短信息传递的周期，有效实现师生接收信息的高效性。
2.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
2.1国外错误思潮不断向高校渗透
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动荡与变革交织，风险累积叠加，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益严峻。一些境外敌对势力试图煽动和制造所谓“新冷战”，不断推动意识形态斗争向高等教育领域延伸，成为制造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幕后推手[2]。部分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加剧了高等教育领域意识形态“西化”的风险，他们利用一些网络平台和工具将“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等国外价值观与错误思潮持续向我国高校师生群体渗透，使得师生经常无意识或被动地接受这些错误价值观的影响，以达到其抹黑X和国家形象、攻击我国社会制度、阻挠我国稳定与发展的目的。这些错误思潮长期在我国高校网络圈群中传播与扩散，严重冲击了其原有的意识形态防线，导致有的师生在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时出现偏差，给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2.2社会热点问题不断向高校传导
互联网通过汇集国际时事、社会热点、民意诉求等新闻信息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虚拟社交平台，舆论环境和氛围也随之出现明显改变。许多现实生活中的“i人”（网络流行词，指性格比较内敛、内向的人）也可以自由地在网上发表言论、表达观点[3]，使得很多热点新闻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许多大学生愿意通过社交媒体关注和参与热点话题与负面新闻的讨论，但对舆情事件
的思考与判断尚显稚嫩，ZZ敏锐性与ZZ判断力不足，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裹挟利用，成为负面网络舆情的参与者与传播者，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而加大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难度。很多社会舆情事件的背后往往有境内外的幕后推手利用网络煽动大学生群体对热点议题进行炒作，试图通过制造个别事件的热度放大成社会整体的“不公平”和“不合理”，以此达到遏制我国发展的目的。
2.3涉校舆情处置能力与水平不足
高等教育领域涉校网络舆情具有传播隐匿性强、扩散覆盖面广、参与自由度高等特点。作为互联网的主力军，大学生的高度活跃进一步缩短了网络舆情从潜伏期到爆发期的时间间隔。在舆情发生后，学校如果未能第一时间抢占舆论的制高点，及时正面地进行发声引导，很可能会加剧负面信息的扩散甚至引发次生舆情，失去工作的主动权。当前，大多数高校涉校舆情信息主要来源是上级网信部门的通报和自己的舆情监测系统。然而，这些信息来源的时效性和全面性仍有待提高，难以满足学校在舆情初发阶段的应对需求，不利于学校第一时间开展处置工作。与此同时，部分高校X委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时仍有盲点和死角，存在工作队伍不健全、责任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因此，亟待优化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提升工作队伍能力，并强化责任落实，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环境。
3.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成因分析
3.1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
从国家安全角度看，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对于高校而言，则关乎青年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塑造和校园的长治久安[4]。因此，国内大部分高校已经基本建立以学校X委和二级X组织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对学校和本单位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的工作责任制度。而在实际工作中，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化解往往需要校、院两级多部门协同处理，一些单位由于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认识不够，出现问题后部门之间缺乏合作意识，容易错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使学校的应对和处置工作陷入被动。
3.2阵地管理能力存在短板
网络的高度开放、共享给新时代的大学生搭建了更为便捷的学习与沟通的平台。然而，高度开放的网络平台也为一些错误思想的滋生和扩散创造了条件，极大程度考验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和管理水平。近年来，频繁出现
高校的电子屏、电子宣传栏、官网官媒等官方宣传平台被恶意攻击篡改，引发意识形态风险的案例，已经给高校的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敲响了警钟。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善于利用网络发言的隐匿性，在师生日常使用的社交平台上肆意散布虚假信息，鼓吹错误观点，企图通过这些信息误导师生，潜移默化地侵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防线。
3.3干部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当前，日趋复杂的网络环境形势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干部队伍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作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牵头单位，宣传和网络中心两个部门的职工还要承担学校宣传报道以及信息化建设等本部门其他方面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配给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员力量，因此，专职队伍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很多高校的舆情监测手段仍是通过定期在互联网搜索与学校相关的关键词以达到监测涉校舆情的目的，这种半自动化的方式给监测结果带来很大的偶然性，不利于及时干预处置，因此，专业技术人才和先进设备等方面都亟待补充。
3.4安全教育形式不够丰富
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方面，高校的相关职能部门和院系在开展工作时仍存在协同不足、各自为战的情况，教育的形式和内容都有待进一步拓展。一方面，高校虽积极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思政课堂一体化建设，但大学思政教育线上线下的结合仍不够紧密，特别是教学内容对于国际时事、社会热点等舆论事件的反应不够及时和灵敏，对于帮助大学生识别国外错误思潮和观点等内容的课程建设不够。另一方面，一些专任教师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仅仅是思政教师和宣传部门等职能部门的工作，因而没有积极主动地去探索，使得高校的思政教育与专业课教学融合程度不够。
4.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应对策略
4.1突出思想引领，持续推动长效机制构建
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关键在于运用X的创新理论指导高校的工作实践。首先，高校X委应当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将一系列新论断、新理念、新举措作为提升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南针。其次，深入研究涉高校网络舆情的形成机理、传播渠道与演化规律，深度剖析涉校舆情从形成、演化到控制的整个过程，精确掌握舆情演变的动态规律，以提升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防范的预见性、即时性和实
效性。最后，应充分汲取各高校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宝贵经验，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当代大学生的特征，不断完善高校意识形态管理长效机制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4.2强化宣传引导，持续优化宣传阵地管理
建设与新时代相适应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体系，需要高校顺应时代变化，化挑战为机遇，于变革中开辟新路径。首先，作为大学生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途径，高校应当进一步强化思政课程的核心地位，充分挖掘并运用各类资源，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帮助大学生学会识别互联网上的各类不良观点和错误思潮，并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高校应当继续强化思政教育主阵地建设，利用讲座论坛、实地调研、实践活动等多种形式，在师生群体中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最后，高校还应当积极整合校内新媒体资源，着力推动校园文化和网络文化建设相融合，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网络思政教育品牌，充分发挥高校思政教育第二课堂作用。
4.3坚持技术赋能，持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5]积极推动信息技术赋能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将有力推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具体而言，高校应当精细化设计适合行业特点的人力资源制度和薪酬制度，并健全以工作能力为主要考核标准的人才评价体系，以此把相关领域的人才引进到学校的管理和技术岗位。同时，依托大数据、区块链与智能媒体等技术，不断提升高校网络舆情的实时监测与预警能力，优化现有舆情监管平台，并搭建“校地警”信息联动共享的预警平台，织密涉校网络舆情防控网。此外，高校还应充分发挥自身科研与教育优势，加速交叉学科的融合，着力培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复合型人才，为实现网络强国战略贡献力量。
4.4完善研判机制，持续做好风险防控引导
准确掌握舆论动态，高效开展舆情引导是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前提。因此，高校应当不断健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研判机制，并推动相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一方面，高校X委应当持续推动监测预警和风险研判机制建设，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组织专题会议研讨，并形成对院系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见和指导，各学院与行政部门“一把手”切实履行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另一方面，高校应当持续完善突发网络舆情事件的应急预案，学校X委积极发挥领导作用，推动构建起X委统一指挥，X政办公室统筹协调，宣
传部门牵头负责，保卫、学工及网络中心等部门配合落实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格局。
5.结束语
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高校应当充分结合时代背景，把握网络环境的变化和当代大学生对互联网的个性化需求，坚持从ZZ思想引领、体制机制建设、创新科技赋能与队伍协同治理等方面入手，不断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与领导权，为实现网络强国战略贡献力量。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三重向度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利
“201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展开，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ZZ中的地位出现上升的苗头。”[1]事实上，“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ZZ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2]，进入互联网时代，这种较量更是以全新的形态渗透至全球信息空间，将意识形态的生成与演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与烈度。“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这会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会对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3]194网络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与具象化，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在互联网领域的技术优势，持续向我国渗透并宣扬“普世价值论”“西方中心论”等论调，
“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4]。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要“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切实维护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ZZ安全。”此外，高校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地，极易沦为境外敌对势力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渗透的主战场、最前沿。从高校大学生群体特质观之，他们思维活跃而辨识力尚弱，求知欲强却理性不足。这种特质，加之其在网络空间的高活跃度，使其极易成为多元思潮渗透与交锋的敏感群体。从高校内部场域环境审视，无论是教师行为失范、学生非正常亡故等个案，抑或教育公平、就业压力等结构性议题，一旦处置失当，其负面效应极易溢出校园边界，进而辐射至ZZ安全领域，给境外势力渗透干预提供可乘之机。从高校的战略地位考量，高校肩负“为X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其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ZZ安全和未来发展方向，也易成为西方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争夺青年的重点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X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5]147我们X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当前，面对高校从“象牙塔”沦为渗透“标的物”的风险态势，探索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特征、生成机理及防范的实践路径，对于切实防范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呈现的主要表征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在新时代呈现出复杂多维、动态演化的显著特征，其生成与演变深植于百年变局、技术革命与大学生群体认知特质的交汇之中。
（一）时代维度：百年变局背景下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呈现对抗性、关联性与复杂性共生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对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曾经作出这样的判断：“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第一，大国意识形态博弈加剧带来对抗性升级。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呈现出明显对抗性，实为国际权力格局重构中价值秩序冲突的尖锐反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将高校视为价值观争夺的关键场域，其对抗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目标锁定精准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22）将中国定位为
“首要战略竞争者”，依托“互联网自由战略”将高校青年群体塑造为所谓“民主变革代理人”，通过专项资金支持与定制化ZZ内容推送实施认知干预。部分境外反华账号与媒体亦频繁炒作涉疆、涉藏议题，将师生群体作为渗透对象。二是技术手段武器化。境外敌对势力积极运用深度伪造、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意识形态攻击推进至“认知域作战”层面，形成融合隐蔽性与欺骗性的新型混合威胁，企图削弱我国意识形态鉴别与风险应对能力。
第二，国际国内风险传导强化关联性。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具有显著的关联性，实为全球风险社会中“嵌套式传导机制”的具体体现。高校并非封闭场域，内外风险双向渗透日趋频繁。该传导机制主要包括三个层级：一是国际地缘ZZ思潮经留学生群体及学术网络向国内高校倒灌；二是社会民生问题易被恶意转译为制度性质疑；三是线上极化言论向线下行动转化。这类多级传导机制借助大学生群体高网络活跃度与低认知防御性，形成“风险共振效应”，容易使局部事件演变为系统性认同危机。
第三，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带来复杂性。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复杂性本质上是安全范式结构性转型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折射。随着国家安全边界从军事、ZZ等传统领域向科技、数据、认知等非传统领域加速扩展，二者呈现深度互嵌态势，形成叠加效应。一方面，“学术自由”“文化传播”易被异化为价值输出工具。在“学术自由”层面，例如境外基金常常以“学术中立”为名，在合作研究中嵌入西方价值观，将特定的历史观、发展观、ZZ立场等
精心编码成“客观”的学术发现，意识形态批判便借助学术话语的权威性被转化为“学术争鸣”的表象。在“文化传播”层面，以风靡全球的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为例，其叙事核心往往设定为：以美国价值观为模板，英雄个人可以凭借先进的科技、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特定的“自由民主”理念，单枪匹马或领导小团队拯救世界，再借助视听奇观与情感共鸣，将“美国中心主义”及制度优越性包装为普世价值，这种渗透往往能绕过理性审查直达受众认知，潜移默化促成对美国主导世界秩序及其价值观的认同与接纳。另一方面，风险行为体从传统单一国家中心模式演变为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混合行为体的“三位一体”混合行动网络。具体来看，国家行为体不再依赖于官方渠道，而是通过资助目标国“思想库”“非政府组织”等“白手套”，逐渐模糊国家意志痕迹；非国家行为体涵盖境外政X、宗教组织、“公共知识分子”等主体，他们主要利用高校的开放性和国际交流平台传播理念、发展成员，更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利用加密通讯和暗网，传播极端思想，煽动仇恨和暴力；混合行为体是当前最具威胁性和复杂性的形态，他们或是接受政府秘密资助的“基金会”“网络公司”，或是身份难辨的网络雇佣兵，其模糊性导致风险归因困难、责任规避、边界模糊，给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新型挑战。
（二）技术维度：数智技术背景下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呈现隐匿化渗透、流变性演化与裂变式传播特征
数智技术背景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呈现隐匿化渗透、流变性演化与裂变式传播三重特征叠加的复杂态势，形成了技术与风险双向互构的格局。
第一，虚假信息借匿名技术与虚拟环境实现深度隐匿渗透。技术匿名性构成虚假信息渗透的基础架构，其核心困境在于法律规范与技术现实的结构性落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3条规定匿名信息需同时满足“无法识别”“不能复原”的绝对标准[7]，但量子加密、零知识证明等技术的应用，使“相对匿名”实际导致“不可追溯”。境外敌对势力常常依托暗网和智能合约自动销毁通信记录，结合AI多模态伪造内容，形成“身份伪造—信息伪装—传播隐匿”的完整链条。例如，借匿名邮箱向学者发送含ZZ意图的“学术合作”邀约并即时擦除痕迹；甚至借助声纹模拟与虚拟SIM卡批量注册，制造AI操控的“数字替身”账号，伪装成高校意见领袖，系统性传播“历史终结论”等悖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
第二，议题动态切换与形态多元导致流变性演化。境外敌对势力常常借助
社会热点实现意识形态
转场，将学业、就业等压力ZZ化，例如在高校毕业生求职高峰期，境外敌对势力操控话题“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通过数据可视化渲染“学历贬值等于教育投资失败”，诱导高校大学生将个人发展困境归咎于国家政策；在传播形态上，元宇宙、Web3.0去中心化社交网络及短视频算法正在共同构建多维生态。以TikTok的“ForYou”算法为例，它通过用户行为数据的实时捕捉与情境化分析，可以实现意识形态渗透内容的精准触达与病毒式扩散。这种传播机制打破了传统舆论场的时空边界，容易形成“线上舆情—线下行为”“虚拟空间—现实社会”的联动效应。
第三，智能算法助推信息裂变式传播，重构风险生产的底层逻辑。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高校大学生，
其社交网络具有显著的小世界特性，容易在突发事件中形成“观点—情绪
—行为”的链式反应。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又大幅降低了内容生产门槛，再结合区块链存证技术所赋予的不可篡改性，进一步强化了信息的传播效力。例如，在舆情事件中，由AI生成的图像与ChatGPT撰写的文案，可通过社交互动机制在极短时间内触发“雪崩效应”，导致舆情生命周期呈现“断崖式”演进：传统的“萌芽—发展—高潮—消退”的四阶段模型被压缩为“触发—爆发”两阶段模式。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即时性风险传播与传统治理体系之间形成强烈张力：高校常规响应机制往往需要平均6小时的决策周期，而微博热搜话题可在30分钟内迅速引爆，两者之间的时差使风险治理陷入“时间黑洞”困境。此外，Web3.0环境下的跨链传播使意识形态风险向元宇宙社区、加密群组等“数字飞地”渗透，进一步加剧了治理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三）主体维度：大学生群体认知特质衍生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呈现群体易感性、价值偏移性与靶向性操纵特征
高校大学生身处多元思潮交汇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既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对象与活跃参与者，也是潜在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者和反馈者。该群体特有的认知心理与行为方式，使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表现出三种突出特征：群体易感性、价值偏移性与靶向性操纵。
第一，对传统的“沉默的螺旋”的解构产生群体易感性。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1972年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当人们感觉自己的观点处于少数派时，会因为害怕社会孤立而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持
多数派观点的人越来越多，观点声音越来越大，持少数派观点的人越来越少，观点越来越沉默，甚至完全消音[8]。该观点自提出以来风靡半世纪，然而，如今这一理论逐渐面临现代性解构，走向其反面———“反沉默的螺旋”[9]，其核心意涵为浸泡在互联网中的赛博人不再惧怕大多数派观点的压力，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愈发响亮怒吼出自己的声音，似有“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架势。究其原因，一是浸泡在改革开放以来丰盛的物质成果和充盈的精神滋养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相比往昔的同龄人，其主体性意识更加彰显，具有更多平视世界的底气，他们不再惧怕孤立，不愿盲从多数意见，反而更倾向于以对抗性表达来彰显个性、获取关注；二是网络的匿名性进一步消解了他们对社会孤立的恐惧，使得他们将赛博空间奉为“放飞自我的安全宝地”。正如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指出的，“当真实世界用各种检查制度和权衡措施把住邪恶之门时，人性中的所有恶魔，却在极短时间内跳到赛伯空间里重新开张营业。”[10]具体而言，“反沉默的螺旋”在以下三个层面加剧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其一是舆情焦点扩大化。例如一些原本属于个别性、非ZZ性的事件容易被迅速演绎为对教育体制甚至ZZ制度的系统性质疑，形成“阴谋论”式的舆论扩散。其二是情绪表达ZZ化。境外敌对势力常常借助大学生的理想主义情感和社会批判意识，有意将文体活动、学术讨论等普通校园场合转化为意识形态对抗的舞台。例如，在集体活动中嵌入ZZ符号，利用现场氛围煽动非理性情绪，诱导大学生进行ZZ化表达。其三是舆论走向反转化。部分偏激的大学生容易对官方叙事和主流意见持怀疑态度，热衷于挖掘“反转”情节、充当“民间判官”，以彰显自身的“独立思考能力”。当然，从社会心理机制来看，大学生通过质疑权威和挑战主流来获取“差异型身份认同”的实质是争夺话语权，完成身份构建的仪式。然而，这种对抗性能量极易被操控和利用，加之在算法推荐机制的作用下，容易使他们从“积极发声者”异化为“被收割的注意力商品”，最终延长了舆情周期，加大了舆情危机应对的复杂度。
第二，“迷因”效应在数智时代重获生命力，会瓦解大学生的价值自主性。英国进化论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提出“迷因”概念：“通过模仿而传播的文化基因”[11]1-3，换言之，是指在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传递过程中与其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似的事物，是一种想法、行为或风格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文化传播过程[11]48-269-279。在数智时代，迷因效应借助社交平台和智能算法获得空前活力，深刻影响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
取向。而且大学生处于高度同质化、强互动性的社群环境中，对网络流行文化尤为敏感，更容易受到迷因传播的影响，一旦某类话语、符号或叙事方式击中其心理敏感点，就会迅速引发模仿、改编和再创作，形成声势浩大的网络狂欢。诸如“爱你老己”“发疯文学”等网络迷因，既反映了大学生对现实压力的情绪宣泄，也构成了一种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的符号。然而，迷因狂欢背后也潜藏着价值虚无和思考惰性的风险。他们在追逐热点、参与玩梗的过程中，往往仅仅满足于浅层情绪释放和群体认同的愉悦，而让渡了独立思考的权柄，导致其沦为迷因复制链条上的“数字劳工”和“无意识传播者”。更值得警惕的是，境外敌对势力有意利用迷因机制，将意识形态内容包装成娱乐化、情感化的迷因产品，实现价值渗透。例如，将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嵌入搞笑视频，或将西方价值观植入情感鸡汤文本，使大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
第三，大学生的群体特质易被数据化解析与算法化利用，形成精准化的靶向性操纵特征。大学生群
体的热血、求新与认知不稳定等心理特质，在数智环境下容易被转为可量化的行为参数，形成精准操纵的切入点。具体而言，在技术逻辑上，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大学生在网络空间的浏览记录、社交互动、情绪表达等数据容易被实时抓取，转化为包含“学业焦虑指数”“道德义愤阈值”“猎奇偏好标签”等多维参数的行为图谱，为靶向性信息投放提供支撑。在操纵策略上，境外敌对势力常常利用情感诱饵或特定喜好制造认知陷阱。例如，在民族活动上挑拨矛盾，传播“某地歧视某民”的新闻谣言等煽动性内容，制造社会分裂。在认知影响上，靶向性操纵会导致大学生形成“信息茧房”式的认知偏差。例如部分大学生因长期接触极端女权主义的定制化内容，容易从关注性别平等异化为对传统价值观的全盘否定，陷入“非黑即白”的认知陷阱。这种操纵本质上是将大学生从理性思考者蜕变为情绪驱动者，其危害性在于不仅可能干扰短期舆情，更可能深刻重塑一代人的价值观，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长期威胁。
二、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存在的成因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形成，并非源自某种线性因果链条，而由多重要素彼此影响、共同催生。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转型阶段的结构性压力、国际ZZ较量中话语权的争夺，加之数智技术不断加快的迭代进程，共同构成了风险滋生的外部情境；从微观层面切入，高校治理范式的困境形成了风险存在的内因。
（一）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压力向高校场域传导，使得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内生认同压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矛盾的运动与转化是理解意识形态现象的根本方法。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由此形成了就业竞争内卷化、社会保障不确定性增加等结构性压力。这些压力并非静止于社会总体层面，而是经由特定的社会心理机制与媒介渠道，强势向高校场域传导。这一传导过程本身，构成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生成的根本性原因。第一，结构性压力通过利益感知向价值认同动摇的转化路径，容易削弱部分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根基。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2]。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容易呈现为具象化的生存焦虑，例如，就业结构性错配引发的“慢就业”现象，房价收入比攀升催生的“躺平”心态，教育竞争白热化衍生的“空心病”表征，均构成了当代青年日常化的生命体验。一旦主流意识形态无法将青年的这些个体困境转译为可理解的集体叙事并提供意义出口时，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信仰便可能发生动摇。这种由现实利益焦虑向价值认同疏离的深层转化，是传导机制中最为根本的风险源泉。第二，结构性压力借助情绪动员，容易催生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体系。社会转型过程中弥漫的某些相对剥夺感与不安全感等情绪，在网络空间中容易异化为情绪化的“情感共同体”。大学生群体通过“躺平”“孔乙己的长衫”“小镇做题家”等亚文化符号，将个体化的压力体验升华为集体性的社会困惑。此种话语一旦被算法推荐机制持续强化，便会形成相对封闭的“信息茧房”与“回音室效应”，使得历史虚无主义、极端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潮得以伪装成“替弱势群体发声”的叙事策略嵌入其中。
（二）境外敌对势力ZZ博弈的新策略，使得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外部渗透压力
近年来，境外敌对势力较之以往更是将社会主义国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202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明确表示，未来10年是美国对华竞争的关键阶段，决定美国能否在竞争中获胜[13]。他们已不再局限于借助传统的负面宣传手段、针对我国政府及领导人的诋毁行为或协助反对派进行组织联络等方式，而是进一步转向对互联网ZZ功能的挖掘利用，演进出一
系列更具复杂性与隐蔽性的新策略。例如，惯常采取“境内供料、境外加工、翻墙获取、隐秘传播”的手段，对我国高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渗透，传播ZZ谣言，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西化”目标。一是动用网络黑客直接侵入高校内网，进行信息窃取和病毒植入，并依据大学生的兴趣爱好、思想动态等特征，进行精准化的意识形态灌输。二是通过数字文化产品进行隐蔽渗透。“播下自由思想的种子，有朝一日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14]。例如，通过电影、短视频、网络课堂等载体，隐蔽地植入对中国的歧视性因素，诱导受众厌弃“中国标签”，追求“西方认可”，让人不知不觉觉得“西方更好”。三是支持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设立相关网站，使其能够直接通过网站注册登录，与“颜色革命”的幕后推手联系，完成“定制任务”。部分大学生可能因缺乏警惕性，在参与所谓“学术交流”“社会实践”活动时，被这些组织利用，成为错误思潮的传播者。而且，“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国家的ZZ制度特别是政X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ZZ制度和政X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ZZ”[15]，这种隐蔽的组织形式使得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受到不小冲击。
（三）数智技术与平台生态的结构性重塑，使得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舆情演化压力
数智技术与平台生态的结构性重塑，在推动技术赋权的同时也引发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这主要体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和去中心化传播两个方面。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重构能力，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信息环境的结构。传统认知战主要依赖信息灌输与观点对冲，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推动获取信息转向创造信息，解释世界转向建构世界，认知战转向针对认知思维的结构化、深层次的“前宣传”与“再创造”[16]。正如有学者所言，“人工智能为虚假信息的传播者提供了快速侦察目标国家社交媒体受众并识别其心理弱点的能力。人工智能驱动的系统可以快速生成修改过的内容和深度伪造的数字产品，从而推动针对目标国家民众和国家利益的虚假叙事，冲击目标国家民众的心理。”[17]这种技术颠覆了“眼见为实”的传统认知机制，极易引发大学生的认知混淆、情绪波动乃至非理性极化，从而显著加剧高校网络舆论场的失控风险。另一方面，数字平台构建了一种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其分布式节点与算法驱动的用户生成内容（UGC）模式，深刻重塑了信息的流动路径。首先信息不再遵循传统单一节点的流动模式，而是点对多裂变式病毒传
播模式，任何校内师生或者校外主体的发声在任何一个节点都容易成为舆论的引爆点。其次，数字平台依赖于算法驱动，容易导致同质观点在封闭的圈层场域不断发酵，形成回音室效应，反过来加剧大学生的群体情绪极化，进入放大舆情走向失控局面演变的可能性。
（四）高校治理范式的系统性滞后，使得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内部张力压力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生成，还植根于高校内部治理范式与数智时代意识形态生产逻辑之间的结构性错位。一是管理理念的“工具理性”僭越。部分高校将意识形态治理窄化为舆情监控的技术性操作，消解了其作为意义争夺实践的本质属性。马克思视意识形态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其生命力植根于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与价值引领力。当管理过度倚重底线思维时，容易忽视主流话语在青年日常世界中失语。二是管理机制的条块分割困境。高校意识形态治理涉及宣传、学工、教务、网信等多部门，然而现行架构中职能交叉与责任分散的结构性矛盾显著。当前部分高校仍尚未建立贯通“风险感知—态势研判—精准干预—效果评估”的全链条机制，这种碎片化治理难以回应跨平台、跨圈层的复合性风险，一定程度上滞缓了大思政格局下的治理合力。三是主体能力的数字性缺位。高校思想ZZ教育队伍的数字胜任力直接决定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效度，然而部分工作者对算法逻辑、圈层传播、情感动员等机制的认知仍停留于工具层面，对“梗文化”“隐喻编码”等青年话语的解码能力还比较薄弱，进而导致教育主体难以嵌入大学生网络生活场景。四是评价机制的量化偏好遮蔽。部分高校过度倚重舆情数量、活动场次等可量化指标，对大学生价值认同的深层转化缺乏科学评估，这种导向容易催生“痕迹主义”，使基层工作者疲于形式留痕，而挤压了深入大学生、回应其关切的实质空间。
三、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实践路径
高校作为传统的“象牙塔”的想象已然失效，大学空间正逐步从封闭的知识殿堂转向开放的公共场域。其深层动因之一在于，正如列斐伏尔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对大学空间生产的侵入。“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侵入社会空间及其生产，并且从而接纳那里的身体，才能实现持久存在。意识形态就其本身而论，可以说主要地内在于社会空间的话语之中。”[18]当前的风险正隐匿于此：更具技术化、隐蔽化的意识形态力量正在通过重构网络空间，使高校演变为多元话语竞逐的“第三空间”。在此背景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
有效防范不能止于消极的“防堵”，而应是积极的“治理”，这一治理实践路径需要贯穿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执行、从制度权威到主体能力的四个方面：ZZ引领以坚持X对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为核心，解决风险防范的责任归属问题；价值凝聚通过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阵地根基，回应意义供给与价值认同的内在需求；机制构建以健全现代化风险防控治理体系为指向，提供制度规范与运行规则；效能提升则聚焦斗争主体的实践能力建构，完成从理论自觉到行动落地的转化。
（一）ZZ引领：坚持X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在特定的阶级统治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定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9]，因此，“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2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我们就会犯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21]“年轻人几乎是无人不网、无日不网、无处不网，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许多错误思潮也都以网络为温床生成发酵。从一定意义上说，谁赢得了互联网，谁就赢得青年。”[22]这些重要论述都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提供了根本的ZZ逻辑起点。
首先，从领导权的实现机制来看，X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不是抽象的ZZ宣示，而是需要通过明确的责任制度加以落实。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国家法时已经揭示，思想统治只有与现实的权力结构相结合才能产生实际效果。因此，领导权的核心在于将X的意识形态要求嵌入高校治理的制度链条之中，形成“X委统一领导、X政齐抓共管、部门协同联动、院系具体执行”的责任传导机制。这一机制的内在逻辑在于：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不能仅依赖宣传部门单一力量，而必须纳入高校整体治理体系，通过权责清晰、层层传导的制度安排，防止领导权流于形式。从风险防范的角度看，领导权的落实本质上是将ZZ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约束力。
其次，管理权的行使需要在理论上澄清其与简单管控之间的本质区别。阿尔都塞在论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指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再生产主要依托于教育、传媒等非镇压性机构[23]。高校网络空间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场域。管理权的实质，不是限制思想自由，而是通过划定合法言说的边界、规范信息传播的秩序，为健康思想提供有序的生长空间。具体而言，管理权的实践形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校园网络平台、自媒体账号、社交群组
进行分类分级治理，建立以内容合规为核心的技术审核机制；二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内容的网络阵地，通过优质理论资源的数字化供给，压缩错误思潮的传播空间；三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渗透方式进行常态化监测与研判，形成“识别—分析—回应”的闭环逻辑。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高校网络空间秩序生产的基本框架。
最后，话语权的掌握是领导权与管理权得以内化于青年群体价值认同的关键环节。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层逻辑在于：话语权的本质不是单向的“发声”，而是意义的建构与共享。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一个重要诱因，是主流话语与青年亚文化话语之间的结构性脱节。官方表达往往因形式化、抽象化而难以引发共鸣，而西方文化工业与算法推荐机制则以“柔性渗透”的方式嵌入青年的日常生活。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推动话语方式的转型，即从宏大叙事走向微观叙事与情感认同的结合，从单向灌输走向基于“交往理性”的对话协商，从纯文字表达走向图像、视频、弹幕等多模态融合。唯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回应青年现实焦虑、解释社会热点问题中展现出解释力与亲和力，话语权才能真正从“权力在场”转化为“意义在场”。
（二）价值凝聚：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在高校网络空间的阵地根基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价值体系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的统治思想不仅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更是一套试图获得普遍认同的价值规范体系。列宁在《怎么办？》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必须从外部“灌输”进去[2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5]149这些论述均揭示了价值凝聚的主动建构性：主流思想舆论的阵地根基不会在信息自由流动中自然形成，而必须通过自觉的理论武装与舆论引导加以巩固。价值凝聚作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重要路径，其重点任务在于通过内生根基的巩固与外向维度的拓展，使主流思想舆论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引领”。
一是厚植文化自信根基，实现内容供给、话语表达与阵地拓展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X、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X、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5]在意识形态领域，此种自信具体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深刻认同，以及对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自觉持守。然
而，自信的“理由”不会自动转化为大学生的“认同”，它需要通过系统的符号生产与话语转换才能进入日常意识。一是推动内容供给的数字化转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打造为兼具思想深度与网络热度的“文化IP”，使理论资源编码为可传播、可共鸣的文化符号。二是推动话语表达的代际亲和。巴赫金曾指出“心理的符号材料主要是话语”[26]，话语方式的革新本身就是意义生成的一部分。要用贴近青年语态的“青言青语”阐释宏大理论，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可感可知的历史故事、现实成就与身边榜样。三是推动阵地拓展的日常覆盖。依托“微课”“短视频”“虚拟教研室”等网络平台，开设“文化微课堂”“红色云展厅”“非遗直播间”等特色栏目，构建“指尖上的思政课”，打造全天候、全覆盖的文化育人场景。这一环节的本质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数智时代的运作形式，即通过日常化、仪式化的媒介接触，使主流价值在润物无声中入脑入心。
二是拓展国际视野，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在文明互鉴中捍卫真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并非封闭于国内的自我循环，其背后是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制度、道路、价值观的深度碰撞。西方话语霸权长期垄断国际舆论场，借助所谓“普世价值”“文明冲突”“历史终结论”等叙事框架，对中国进行系统性污名化与妖魔化，并借此向国内高校青年群体渗透其价值观念。要打破这一局面，高校必须在文明互鉴中主动捍卫真理：一是建构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叙事体系。将中国道路、制度、文化优势转化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叙事逻辑，避免简单套用西方概念框架进行自我解释，也避免“自说自话”式的单向输出。二是拓展多元渠道的主动发声机制。鼓励师生利用国际社交媒体、学术期刊、国际会议等平台主动设置议题、贡献智慧、批驳不实之辞。这并不是简单的“外宣”行为，而是在西方主导的话语场域中争夺议题设置权与意义解释权。三是深化文明对话的学术交往实践。支持青年学者参与国际研讨，举办高水平论坛，邀请外籍学者来华交流，以真实的学术交往与生活经历促进理解、消解偏见。在这一过程中，高校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在比较中揭示西方意识形态的实质缺陷，例如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所谓“民主灯塔”的制度性危机等，从而在“真理越辩越明”的对话逻辑中，赢得知识界与青年群体的理性认同。
（三）机制构建：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202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ZZ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以网络生态治理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浓厚网上氛围、创造良好网络环境。”[27]这为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强化法治规范供给，将网络空间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上层建筑调节范畴。网络空间的种种失序现象本质上是一定社会矛盾在虚拟空间的反映，必须通过法的强制力加以规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利用网络进行欺诈活动，散布色情材料，进行人身攻击，兜售非法物品，等等，这样的言行也要坚决管控，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3]196高校应在国家法律框架下，结合自身实际完善校园网络管理的规章制度，明确网络言行的法律边界与责任后果。法治规范的核心功能在于为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提供确定性的预期与可追溯的裁决依据，使高校在面对复杂舆情时摆脱“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困境，从根源上防止网络空间成为造谣生事、颠倒黑白的温床。
第二，构建全周期风险治理体系，实现监测、预警、评估、处置的闭环运作。意识形态风险的演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需要建立一套覆盖风险“萌芽—发酵—爆发—消退”全过程的系统性机制。一是依托大数据挖掘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搭建覆盖校园网络生态、社交媒体场域及新媒体矩阵的全域感知平台，并以价值导向偏离度、舆情热度指数、传播裂变系数等因素为监测指标。二是遵循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演化规律，设定差异化风险阈值与量化评估指标，构建分层级风险评估模型，实现对不同性质、不同危害程度风险的科学分类。三是健全涵盖预案启动、权威发布、舆论引导、复盘评估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建立高校X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牵头、学工网信保卫等多部门协同的应急处置机制。这一体系的运行，可以使风险防控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从事后补救转向全程介入。
第三，提升技术反制能力，应对境外势力借助技术优势实施的意识形态渗透。当前，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翻墙工具等技术手段不断突破网络边界，借助隐喻叙事、情感动员、价值植入等软性渗透策略，试图消解青年一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与制度认同。为此，高校必须主动提升技术反制能力：一方面，融合自然语言处理、情感分析、知识图谱等前沿技术，动态更新意识形
态风险内容的知识库，实现对“中国崩溃论”“中国倒退论”等有害信息或ZZ谣言的精准捕获与自动标注；另一方面，将历史案例、话语演变、传播路径等进行结构化存储与深度学习，建立渗透手段的特征库与演化模型，依据危害程度、传播范围、影响层级采取差异化的阻断、澄清、反制策略。只有掌握与对手相称的技术工具，才能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中赢得主动。
（四）效能提升：增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践本领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28]习近平总书记亦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29]。面对当前网络空间中错误意识形态的圈层化渗透、碎片化表达与感性化传播，还必须增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践本领。
第一，提升风险辨识能力，精准锁定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关键节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往往披着“学术外衣”“生活话语”“情感叙事”等伪装形态，其本质与表象之间存在着需要批判性分析才能穿透的张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30]一是警惕“学术外衣”下的ZZ渗透，深入辨析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借“学术探讨”“社会调查”之名，行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之实。二是防范“线上思潮”与“线下行动”的串联，认清特定关键主体常借助加密社交群组、兴趣社群等线上渠道开展圈层化情绪动员并将其转化为现实集体行动的诡计。三是洞察境外敌对势力常常利用社会热点和青年焦虑通过煽情叙事和“情感共鸣”给大学生精心设置的价值陷阱。四是严守重大ZZ节点，重要会议、纪念活动、敏感事件周年纪念日往往成为境外敌对势力策划“认知战”的有利窗口，应构建“ZZ日历”风险图谱，强化时段性监测与研判。
第二，优化斗争策略方法，实现原则坚守与灵活应对的辩证统一。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绝非简单的否定性对抗，还需转化为“善于斗争”的策略智慧。首先，应精准区分矛盾性质，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原则性是斗争的底线，必须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西方宪政民主等错误思潮侵蚀，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绝不妥协退让。灵活性是斗争的实践方法，对受错误思潮误导的师生，坚持教育引
导为主，通过理论阐释、案例分析、谈心谈话等方式，澄清模糊认识、纠正思想偏差，实现“润物细无声”的引导效果；对恶意传播错误信息、煽动负面情绪的行为，坚持依法依规管控，依托高校网络管理相关规定和法律法规，及时处置违规账号、清理不良内容，筑牢网络空间安全屏障。其次，应注重“靶向治疗”式的精准施策。例如以扎实史料回击历史虚无主义，以发展事实驳斥新自由主义，以权威信息澄清网络谣言。斗争策略的优化，本质上是将毛泽东“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运用于网络空间，使斗争既具有原则硬度，又保留转化空间，避免走向“为斗争而斗争”的极端化倾向。
第三，夯实队伍主体根基，建构专职骨干与师生协同的实践共同体。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主体不能仅限于专职思想ZZ工作队伍，而应形成骨干引领与全员参与相结合的组织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努力打造一支ZZ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3]342这一重要论述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一是建强骨干队伍，以思政课教师、辅导员、网络管理员为核心，通过常态化理论培训与实战化应急演练，提升其对网络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研判能力、风险处置能力和理论阐释能力。二是在此基础上激活更广泛的师生力量，发挥X员骨干、学生干部、校园意见领袖的“前哨”作用，培养其对意识形态渗透的敏感性与批判性思维，鼓励他们在日常网络生活中主动发声、正面引导，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群体效应。队伍基础的夯实，使得斗争效能从少数专业人员的“单兵作战”转变为全体师生的“协同防御”，从而在组织层面为意识形态安全提供可持续的动力保障。
结 语
马克思早在《ZZ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31]可以说，意识形态在国家存续与时代更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本质上是一场在数字场域中争夺青年意义建构权的深层实践。当前风险的特殊性在于，其不再呈现为外显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是内嵌于百年变局ZZ博弈、社会转型张力、技术生态重构与大学生群体认知特质等多重交织之中，这一风险形态的深层转化，对风险防范路径提出了更高要求。ZZ引领不能停留于抽象的原则宣示，而需转化为嵌入算法推荐、社群传播等具体场景的制度性在场；价值凝聚不应是主流话语的单向覆盖，而要建构起能够与亚文化
表达展开对话，通过系统的符号生产与话语转换进行意义再生产，在文明互鉴中捍卫真理的价值引领机制；机制构建需超越部门分割的碎片化治理，形成贯通风险感知、态势研判、精准干预的闭环系统；效能提升则更依赖教育主体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本领的整体性升级。面向未来，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将持续面临国际局势博弈、技术迭代与代际更替等多重变量。这意味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要做到有效防范必须时刻保持自身的开放性与适应性，立足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主动追踪技术前沿与青年文化变迁，动态优化话语策略与治理边界，以系统性的自我革新回应不确定性的挑战，方能在数智时代的意识形态博弈中确立持久的主体性地位。
国企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治理现代化融合路径研究
王辰羽
一、国企意识形过态程工中作存在与的企问业题治理现代化融合
（一）融合认知偏差，存在“两张皮”现象
部分国企对意识形态工作和企业治理现代化融合的认知错位，存在“两张皮”现象。部分企业管理者对意识形态工作和企业治理现代化的融合缺乏科学的认识，把二者看成独立的工作，缺乏全面的、系统性的布局。
在实际工作中，意识形态工作是理论宣传和思想引导，企业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创新和运营效率提升，二者之间缺少衔接。这种认识偏差导致意识形态工作无法深入企业治理的各个环节，不能为企业治理提供思想保障和价值导向。企业治理现代化也无法在意识形态的强大支撑下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进而影响企业发展的整体效能，不利于国企的可持续发展。
（二）制度嵌入不足，治理衔接机制缺失
国企在推进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治理现代化融合的过程中，部分管理主体与执行者对两项工作的内在关联与协同价值缺少系统认知，未能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在企业治理体系中的ZZ引领与价值支撑作用。
企业管理层往往将经营效益、管理效率等显性指标作为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独立于治理体系之外的附加任务，在制定发展规划、搭建治理架构、制定管理制度时，很少将意识形态要求融入决策、执行、监督等环节。这就导致了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治理现代化建设各自推进、相互脱节，二者在目标设定、资源配置、推进进度、考核评价方面难以形成统一衔接的整体格局。
（三）方式方法陈旧，适配性与实效性不强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来看，淡化甚至放弃思政工作就是淡化甚至放弃科学理论对当前国企工作的指导作用，可能会弱化X的领导，影响国企国民经济支柱地位的发挥和目标任务的完成。现阶段，部分国企仍然沿袭传统单向灌输的思路，将意识形态工作等同于宣传教育工作，不能准确把握员工的思想动向。这种单向灌输的思路无法适应现代企业治理的多元化价值诉求，也很难激发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1]。
（四）责任与考核虚化，闭环管理不到位
现阶段，部分国企在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出现责任划分不明晰的问题，由此出现职责边界模糊、主体责任缺位现象，使得员工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相互推诿、落实不力。同时，在考核环节也缺乏相应的指标体系与量化标准，使用的考核方式比较单一，通常以书面汇报、台账检查的形式为主，很难精准评估员工的工作成效。这种责任与考核无法联动的管理模式很难对员工的行为进行约束，使得整改落实流于形式。
二、国企意识形态融工合作路与径企业治理现代化
（一）强化理念融合，筑牢治理思想根基
意识形态作为企业发展的精神内核，不仅塑造着企业的价值取向，更直接关系到治理效能的释放与战略目标的实现。对此，将X的理论优势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需构建一套系统化、可操作的融合机制，确保X的路线方针政策贯穿于企业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形成思想引领与治理实践的良性互动[2]。
国企需将“第一议题”制度与X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作为常态化机制，通过制度化安排确保X的创新理论及时转化为企业发展的行动指南。该转化并非简单的文件传达，而是需要结合企业实际，将绿色发展、安全生产、合规经营等政策要求嵌入治理理念。例如，在制定发展战略时，企业可围绕“双碳”目标调整产业布局，将节能减排指标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使意识形态要求转化为可量化的管理标准。同时，基层宣讲与线上学习平台的结合能够打破时空限制，推动理论学习覆盖至生产一线，形成从上至下的思想共识。此种共识的凝聚为治理合力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支撑，使员工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能够自觉以企业价值观为指引，主动承担责任。
这种治理实践需以理念融合为牵引。企业可以将X员责任区、示范岗与工作流程相融合，让X员在技术创新、成本控制、风险防范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种结合不是形式上的叠加，而是通过责任清单、考核标准将X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比如，在安全生产领域，X员责任区可承担起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工作，将安全第一的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在合规经营方面，示范岗可牵头制定业务流程规范，通过案例分享、经验交流等方式增强全员的合规意识。通过实践融合，意识形态工作不再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成为推动企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力量。
从长远来看，理念融合与治理实践的互动要形成闭环。企业应定期评估意识形态要求在治理中的落地情况，并根据落地情况改善融合措施。其中，动态
评估过程不仅仅是文件上的检查，还要通过员工访谈、流程审计等了解理念转化中的障碍与成效。例如，在发现部门绿色发展指标落后时，可以通过分析该部门的理论学习情况是否到位、责任分工是否明确，进而有针对性地优化融合路径，逐步构建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融合模式，让意识形态工作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二）推进制度融合，嵌入治理全流程
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需要具备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制，而国企X组织工作对意识形态工作不认识、不认可，不能深入研究和部署意识形态工作，导致意识形态工作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仅仅是敷衍上级交办的任务。然而，在国企改革与治理水平提升的关键期，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治理现代化有机结合是增强组织韧性、把握战略方向的重要着力点。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的融入，需要构建一种将价值引领嵌入治理结构的系统性机制，将其由抽象原则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的管理行为，形成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的治理生态。
国企应在公司章程中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定位，将其纳入X委议事规则的核心议程，并在“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中设立前置审查环节。这意味着要在重大投资、人事任免、改革方案等方面同步评估意识形态风险，确保企业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导向保持一致。例如，企业可以在修订公司章程中将“坚持X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细化为具体条款，要求所有决策都要经过X委意识形态研判，使意识形态审查成为决策链条的刚性约束[3]。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工作在治理全流程的嵌入，需要构建闭环管理机制。国企应当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内容，并将其权重提高至10%以上，考核指标需涵盖阵地管理、舆情应对、宣传审查等关键领域。在阵地管理方面，国企应当建立线上线下全渠道管控体系，对企业文化展厅、网站、社交账号等进行动态管控，确保相关内容符合主流价值观。而在舆情处置中，国企可制定分级响应预案，明确从监测预警到处置反馈的时限，通过模拟演练提升应对能力。此外，宣传审核机制则可建立“三审三校”制度，对所有对外发布的内容进行ZZ性、准确性、合规性审核，防止内容偏差带来的舆论风险。
这一融合模式的实践意义在于打破了意识形态工作与业务经营的二元对立。在意识形态要求转化为治理规则后，企业不需要额外投入资源进行专项工作，而是可以将其纳入日常工作中。比如：在项目投资评审中，除了经济性、技术性的评审之外，可增加意识形态风险评估维度，保证项目的合规性；在干
部选拔任用时可将意识形态表现作为考察内容，使管理人员主动提升ZZ水平，形成“业务工作开展到哪里，意识形态工作就延伸到哪里”的管理格局。
（三）创新方式融合，提升治理软实力
在国企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工作是企业治理的“软支撑”，如何将意识形态工作与现代化治理进行融合是提升组织效能的关键。这种融合需要企业将价值引领、理论武装等意识形态工作要素融入企业运行过程，通过创新载体、重构场景、激活主体实现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治理的同频共振。
线上与线下空间的重构能够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更具穿透力的传播场景。其中，短视频平台碎片化的强互动特性，有利于摆脱理论宣讲“单向输出”的困境。比如，企业可以制作“理论微课堂”系列短视频，把X的创新理论转换为3—5分钟的短片并以动画示范、员工现身说法等形式，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工作场景。线下则依托X员先锋岗、创新工作室等实体阵地，将意识形态要求转化为岗位标准。例如，国企可将“安全第一”的价值观细分为“操作前确认三步骤”“隐患排查五要素”等，将价值引领落地为行动规范。这样一种虚实结合的方式可避免线上传播的“悬浮感”，突破线下活动的覆盖局限，形成“输入—实践—反馈”的闭环[4]。
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核心业务的深度嵌入，需要构建“价值—业务”的转化机制。在安全生产领域可将“人民至上”的理念转化为“风险预控全员参与制”，通过设立“安全观察员”岗位、开发隐患上报小程序等方式，让员工从被动执行者转变为主动守护者。在合规管理中可建立“合规积分制”，将廉洁从业、诚信经营等要求量化为可积累、可兑换的积分，与员工晋升、评优挂钩，使抽象价值观具象化为可感知的利益关联。在项目攻坚场景中可通过“X员责任区”“青年突击队”等载体，将“攻坚克难”的精神转化为“问题不过夜”“方案三备选”等具体行动准则，让意识形态工作成为推动业务突破的内在动力。
这种融合的本质，是构建“价值引领—行为转化—组织赋能”的治理生态。当意识形态工作不再局限于会议室里的文件学习，而是渗透到生产车间的班前会、项目现场的复盘会、创新团队的头脑风暴中，其才能真正成为凝聚共识、激发活力的“黏合剂”。企业需建立动态评估机制，通过员工访谈、行为观察、文化测评等方式定期诊断融合效果，及时调整载体形式与转化路径，确保意识
形态工作始终与企业治理需求同向同行。
（四）健全机制融合，压实治理责任闭环
在国企治理体系中，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孤立存在的ZZ任务，而是和企业的战略决策、风险控制、文化建设等关系密切的治理要素。意识形态责任融入企业治理全过程，根本上是构建ZZ属性与市场属性有机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需要依靠顶层设计的制度保障与基层执行的动态闭环。
企业章程是治理的基础，需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法定地位。将X委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这一制度设计并非形式要求，而是通过程序刚性确保ZZ方向与市场逻辑的平衡。例如，在涉及企业战略重组、重大投资等“三重一大”事项时，需同步关注意识形态风险，将舆论引导、文化认同等纳入可行性论证，避免ZZ性考量缺位导致决策失误。此外，责任清单的制定要突破“泛化表述”，明确X委宣传部首问责任、基层X支部在员工思想动态分析中的定期报告责任，做到责任的量化。
与此同时，加强考核是机制融合的重要一步，传统X建考核和经营业绩考核的“双线并行”模式，易将意识形态工作淡化。企业应当建立“双纳入”制度，把落实意识形态责任作为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干部考察的主要内容，与薪酬、职位晋升直接挂钩。然而，考核权重不能“一刀切”，需要根据企业行业属性、业务特点进行调整。对于传媒类企业可以提高权重，对于制造类企业可以考察员工的思想稳定性。考核结果的运用需形成闭环，对于不作为的单位实施“一票否决”，对于做得好的予以表彰推广，通过差异化奖惩强化制度刚性。此种“部署—督查—整改—提升”的循环，促使意识形态工作从“软任务”走向“硬约束”，实现企业治理和ZZ领导水平的同步提升。
综上所述，国企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治理现代化融合是顺应时代趋势、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通过强化理念融合筑牢治理思想根基、推进制度融合嵌入治理全流程、创新方式融合提升治理软实力、健全机制融合压实治理责任闭环等方式，促使意识形态工作成为企业发展的精神支柱，共同推动国企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新跨越。
牢牢掌握X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也
（2026年3月30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意识形态工作关乎X的前途命运和国家ZZ安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X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巩固全X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坚持理论创新，增强意识形态解释力
合法性解释是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也即是为政X的组织行为提供理论依据。理论只有解释现实，才能说服群众、掌握群众。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不断涌现出大量新的课题，亟须我们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回答。
一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坚持理论创新重点要解决“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当前，存在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作僵化的教条机械套用；另一种则是歪曲背离。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守正就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不是刻舟求剑，还要往前发展、与时俱进，否则就是僵化的、陈旧的、过时的。”推动理论创新，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既“不忘老祖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保证理论创新的前进方向，又要“敢于讲新话”，着眼解决X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难题，以问题为导向，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认识，总结实践经验，回应时代课题，形成新的理论。
二是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结晶和精华所在，蕴含着丰富的治国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坚持理论创新，要深入挖掘并广泛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智慧与当代价值，不断吸收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其焕发出新的光彩。
三是尊重人民的鲜活实践。科学的理论绝不会在头脑中自发形成，只能是
生成于变革现实、解决问题的实践之中。人民群众的鲜活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坚持理论创新，要走好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扎根实践，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力量，及时将人民群众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系统的理论，让X的创新理论更好地反映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智慧、顺应人民的呼声。
深化理论武装，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
意识形态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要深化理论武装，使科学理论更好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一是做好X的理论宣传工作。通过加快宣传阵地的建设、创新理论的话语表达与理论宣传的形式，促进媒体的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架起科学理论与人民群众的桥梁，让X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二是突出X员干部关键群体。X员干部是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理论武装的重点群体。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理论学习长效机制，抓好X委（X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X内集中教育等形式，坚持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全面学习和重点学习相结合。通过理论学习，增强X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X性修养，提高X员干部对错误思潮的辨别力和洞察力。
三是改进学校的思政课教学。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关系着事业发展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X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用X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深化理论武装，要用好学校思政课这个主渠道，以X的创新理论成果为主要内容，厚植思政课的文化力量根基，以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支撑，不断改进思政课教学方式，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结合起来，“培养更多让X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敢于理论斗争，打好意识形态主动仗
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要敢于进行理论斗争，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批判，遏制各种错误思想蔓延。
一是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是X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X员干部不能做“骑墙派”“看风派”和“老好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当“鸵鸟”，遇到困难绕着走，而是要敢于当战士，及时了解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观点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敢于发声，旗
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激浊扬清，不断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是增强斗争本领。进行理论斗争，既要发挥顽强的斗争精神，也要具备高超的斗争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领导干部有个‘本领恐慌’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本领不足是理论素养不够。”X员干部既要自觉加强理论学习，深化理论武装，提升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又要增强分辨能力，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问题，及时处理，做到防患未然。
三是要提升斗争的策略。斗争是一门艺术，硬干、蛮干不仅难以达到斗争的目的，甚至可能事与愿违、走向反面。在斗争中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讲究方式方法，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效结合起来，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企业宣传工作如何服务意识形态建设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酱酒集团有限公司 吴明雪
（2026年1月8日）
意识形态工作是X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唯有将意识形态属性贯穿宣传工作全过程，精准锚定企业发展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契合点，方能抓住工作本质。为有效破解企业宣传与意识形态建设协同不足的问题，本文围绕企业宣传工作服务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展开分析与研究。研究表明，通过深耕内容创作、整合传播渠道、强化队伍建设，既能构建立体传播架构，又能充分释放宣传工作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引领作用，从而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深耕内容创作打造优质精品
在企业宣传工作服务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凭借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内容，可将企业核心价值观、发展理念等意识形态内涵，转化为贴近员工生活、契合公众认知的具象化表达，转化为员工与社会公众可感知、可认同的精神内核。
以企业“奋斗者文化”宣传内容创作为例，情绪在深耕内容创作支持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内容选材阶段，聚焦研发一线与市场前线的普通员工，挖掘其克服困难的真实故事；内容呈现阶段，真实记录研发人员在实验室重复调试参数的坚持，以及测试失败的沮丧与技术突破的欢呼，并将这些细节整合为短视频与图文报道，在内部办公平台与外部媒体渠道发布；内容传播延伸环节，邀请研发团队成员参与新员工培训课堂分享研发过程中的思想与感受，同时将真实案例融入企业文化手册，作为新员工入职培训教材。实践证明，企业宣传真实实践内容并融入人物真挚情感后，有效拉近了意识形态与群众的心理距离，切实达成了对内凝聚共识、对外塑造形象的目标。
整合传播渠道构建立体矩阵
在企业宣传工作服务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深度整合传播渠道、构建立体架构，结合不同渠道的受众特征与传播优势进行内容适配，精准定位不同群体的信息接收习惯与偏好，既能突破以往单一传播渠道的局限，又能实现线上线下渠道协同联动、优势互补，确保企业意识形态内容精准触达、深度渗透。
某企业在宣传“不服输、诚实干，不满足、创新干，追求卓越、知行合一、创新共赢”精神时，构建了多维度立体化传播渠道架构。线上渠道整合官方网
站、AAA公众号、报纸等平台，打造差异化内容传播体系：报纸内刊开设专栏，推送企业发展史料、模范职工事迹、重点技改项目纪实等内容，满足受众深度阅读需求；AAA公众号推出“企业人故事”系列文章，以图文融合形式展现一线职工与技术人员的工作日常，增强内容可读性与感染力；同时，建立线上平台联动机制，推动内容分层传播与流量转化。线下渠道通过内部培训、主题展览、模范讲堂等形式，深化员工对企业精神的认同；定期组织模范职工进一线、进班组活动，邀请优秀职工分享奋斗经历与心路历程，激发员工使命感与荣誉感。此外，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将线上爆款内容转化为线下展板、手册等物料，将线下活动精彩瞬间上线传播，同步开展话题互动与留言征集，引导员工和公众主动参与讨论分享，形成线上线下双向引流、同频共振的传播格局，促进企业精神持续深入人心。
强化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水平
为有序推动企业宣传工作服务意识形态建设，需打造ZZ素养过硬、专业能力扎实、创新意识突出的宣传人才队伍，注重培养兼具意识形态把控能力与宣传策划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明确将ZZ引领能力列为人才选拔的核心标尺，为意识形态内容的创作与传播提供智力支撑。
在强化队伍建设赋能企业精神的过程中，某企业构建了覆盖全流程的宣传队伍培育体系，切实提升队伍专业水平与思想站位。人才选拔环节，围绕职业素养与专业能力设定标准，建立内部人才选拔机制，从一线岗位选拔精通生产流程、了解员工真实需求的骨干，形成专业人才与业务骨干相结合的复合型宣传团队。人才培养环节，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理论实践并重的立体化培训体系：线上依托企业内部学习平台，开设企业精神理论、新闻写作技巧、短视频拍摄剪辑、舆论引导等课程；线下组织专题培训、案例研讨、实地观摩等活动，邀请行业专家与资深媒体人授课，提升团队实战能力。在考核激励环节，企业构建了与企业精神建设成效紧密挂钩的考核机制，将价值导向、传播效果、员工认可度等纳入考核指标，并把考核结果与岗位晋升、薪酬待遇相联系，充分激发宣传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实践表明，通过落实全方位的培育与激励模式，企业成功打造出一支能力过硬的宣传队伍，为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长效开展筑牢了人才根基，为企业精神的深度传播提供了人才支撑。
综上所述，企业宣传工作与意识形态建设息息相关，宣传工作是意识形态建设在企业落地生根的重要载体与传播桥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
需以优质内容为核心载体，结合时代发展趋势与员工思想动态优化宣传策略，精准对接不同层级受众的认知需求，才能有序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展望未来，随着传播技术的持续更新与企业发展理念的全面升级，企业宣传工作要服务于意识形态建设，需不断探索创新路径，积极拥抱新媒体技术与传播新范式，增强宣传内容的吸引力与穿透力，最终为企业的长远发展贡献力量。
浅谈国企如何做好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田露
（2026年3月3日）
一、引言
意识形态工作是X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国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ZZ基础，其意识形态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到企业改革发展方向、职工队伍稳定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深化、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及多元社会思潮交织冲击，国企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挑战、新要求。本文结合新时期国企发展实际，从明确工作重要性、分析现存挑战入手，提出强化理论武装、创新传播方式、融入生产经营、建强工作队伍、完善考核机制等实践路径，为国企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二、新时期国企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与现实挑战
意识形态工作是国企“根”与“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国家层面看，国企是贯彻落实X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其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正确与否，直接影响X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经济领域的落地成效，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关键环节。从企业层面看，意识形态工作能够凝聚职工思想共识、激发干事创业动力，尤其在国企深化改革、应对市场竞争的过程中，稳定的思想环境是破解发展难题、防范风险挑战的重要保障。从职工层面看，新时期国企职工结构呈现年轻化、知识化特征，其价值观念、利益诉求更趋多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能够引导职工将个人发展与企业使命、国家战略相结合，增强归属感与责任感。
同时，新时期国企意识形态工作也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加剧思想引领难度。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错误思潮通过网络平台渗透，部分职工出现理想信念淡化、集体意识弱化等问题，对国企承担的社会责任、X建引领作用产生认知偏差。二是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风险防控压力增大。短视频、社交平台等传播载体具有即时性、互动性，不实信息、负面舆情易快速扩散，不仅影响企业形象，还可能动摇职工对企业发展的信心。三是意识形态工作与生产经营“两张皮”现象仍存。部分国企将意识形态工作视为“软任务”，存在重业务指标、轻思想建设的倾向，工作形式单一、内容空洞，难以引发职
工情感共鸣，导致工作实效大打折扣。四是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专业素养有待提升。部分工作人员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和业务培训，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政策法规、工作方法掌握不够熟练；队伍结构不合理，青年骨干较少，基层缺乏专职意识形态工作人员，兼职人员的工作精力有限，难以满足工作需要。
三、新时期国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路径
（一）以理论武装为核心，筑牢思想根基
强化理论武装是国企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工作全过程，确保思想引领的ZZ性、科学性。一是完善X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年度学习计划，通过专题研讨、专家辅导等形式，提升领导班子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与统筹能力，发挥“头雁效应”。二是推动理论学习向基层延伸，开展“分层分类学思想”活动，针对管理层、X员骨干、青年职工、一线员工等不同群体，设计差异化学习内容和形式，实现学习全覆盖、无死角。三是利用“学习强国”“共产X员网”等平台，搭建线上学习矩阵，鼓励职工自主学习，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学习格局，引导职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以创新传播为抓手，提升工作实效
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需适应传播环境变化，创新方式方法，增强吸引力与感染力。在传播载体上，突破传统会议、宣传栏的局限，充分利用企业AAA公众号、视频号、内部APP等新媒体平台，制作贴近职工生活的内容产品。例如，拍摄“国企工匠”系列短视频，展现职工爱岗敬业的精神风貌；开发“企业发展史”H5页面，让职工通过互动体验了解企业奋斗历程，强化文化认同。在传播内容上，注重“小切口”展现“大主题”，围绕职工关心的薪酬福利、职业发展、安全生产等实际问题，将意识形态教育融入政策解读、谈心谈话中，避免“空对空”说教。例如，通过开展“我为企业献良策”征文、“身边榜样”演讲比赛等活动，让职工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参与者、传播者，提升工作的针对性与亲和力。
（三）以融入经营为关键，实现协同发展
国企意识形态工作不能脱离生产经营实际，需找准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实现“思想引领”与“发展赋能”的有机统一。在企业改革攻坚阶段，意识形态工作要主动介入，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向职工讲清改革的必要性、目标
任务及利好政策，化解抵触情绪，凝聚改革共识。如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在推进数智化改革过程中，通过组织技术骨干交流转型经验、召开职工座谈会倾听诉求，引导职工理解改革、支持改革，确保改革工作顺利推进。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将意识形态要求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制定符合企业特点的核心价值观、行为准则，通过评选“文明集体”“岗位标兵”等活动，将思想引领转化为职工的自觉行动。同时，关注职工思想动态，定期排查职工思想矛盾，及时解决合理诉求，防范因思想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四）以建强队伍为保障，提升工作能力
高素质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是做好新时期国企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一方面，优化队伍结构，选拔ZZ素质高、理论功底扎实、熟悉新媒体技术的年轻干部充实到意识形态工作岗位，同时吸纳工会干部、优秀X员、职工代表参与工作，构建“专兼结合”的工作队伍。另一方面，加强队伍培训，定期组织意识形态工作者参加专题培训，内容涵盖X的创新理论、舆情应对技巧、新媒体运营等，提升其ZZ判断力、ZZ领悟力、ZZ执行力。此外，建立激励机制，对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给予表彰奖励，激发工作积极性；同时完善考核机制，将意识形态工作成效纳入干部考核、X支部考评体系，与绩效挂钩，倒逼工作责任落实，确保意识形态工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四、结语
新时期国企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内在需要。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国企需提高ZZ站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职工思想动态，在理论武装上求“深”、在传播方式上求“新”、在融入经营上求“实”、在队伍建设上求“强”，不断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引领力、凝聚力、影响力，为国企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战略作出更大贡献。
全媒体时代国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舆论引导能力提升研究
内蒙古青城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其木格
（2026年4月30日）
意识形态工作是X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ZZ基础，处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随着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已进入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去中心化、即时化、互动化与圈层化的特点，舆论场域日益复杂多元。这既为国企创新宣传思想工作、弘扬主旋律开辟了新空间，也使意识形态风险点增多、燃点降低、防控难度加大。当前，部分国企在舆情应对、价值引领和形象塑造等方面，仍存在认识不足、机制滞后、能力不强等问题，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因此，深入探究全媒体时代国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舆论引导能力的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性。
一、全媒体时代国企意识形态风险的新特征与新挑战
传统媒体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相对集中、传导较慢。全媒体时代，风险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隐蔽性、突发性、交织性、泛在性等新特征。
风险源头多元化与隐蔽性增强。风险源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或重大事件，一条内部员工的片面吐槽、一个断章取义的短视频、一场专业领域的争议，都可能通过社交网络、自媒体平台被无限放大、扭曲解读，演变为冲击企业乃至行业形象的意识形态风险。风险的生成更具草根性、偶发性，发现和预警难度加大。
风险内容碎片化与情绪化凸显。海量、碎片化的信息传播，削弱了系统性、深度化叙事的影响力。极端化、情绪化的表达更容易吸引眼球、引发共鸣，理性对话空间受到挤压。涉及国企的薪酬福利、社会责任、内部管理等话题，极易被标签化、情绪化叙事裹挟，冲击公众对国有经济的认同感。
风险传播裂变化与圈层化并存。信息借助算法推荐和社交关系链，呈现病毒式、指数级扩散态势，风险扩散速度极快。同时，基于兴趣、职业、观点的网络圈层逐渐形成，圈层内部信息同质化、观点强化效应明显，外部信息难以有效渗透，导致风险在特定圈层内持续发酵，形成“信息茧房”和“舆论飞地”，增加了引导和疏解的复杂性。
二、构建全媒体时代国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体系
应对上述挑战，必须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警、事中干预，构建系统、科学、高效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体系。
健全全时全域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整合内部监察、审计、信访、工会等渠道信息，并借助专业的舆情监测工具，对新闻网站、社交平台、短视频应用、专业知识社区等进行7×24小时不间断扫描。关注涉及企业改革发展、X的领导、国资监管、社会责任、劳资关系、高管言行等方面的敏感信息，设定科学的风险评估指标，实现风险分级分类预警，变“救火”为“防火”。
完善精准高效的风险分析研判机制。组建由X群部门牵头，宣传、法务、运营、技术等部门协同，必要时引入外部专家参与的研判团队。不仅分析风险表象，更要深挖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利益诉求、舆论推手及潜在联动风险。
建立快速协同的分级响应处置机制。根据风险等级，制定标准化、差异化的应急响应预案。明确不同级别风险下，决策指挥、信息发布、口径管理、舆论对冲、线下处置的责任主体与流程。确保在黄金响应期内，权威声音能够第一时间抵达关键传播节点，掌握定义权、解释权。
三、提升全媒体时代国企舆论引导能力的关键路径
防范风险是底线，有效引导是更高要求。提升舆论引导能力，需实现从“被动回应”到“主动设置”、从“单向灌输”到“对话沟通”、从“传统叙事”到“全媒表达”的转变。
提升主流叙事与价值引领能力。围绕国家重大战略、企业核心使命、科技创新突破、社会责任履行等，精心策划主题宣传。善于将“国之大者”与企业实践、宏大叙事与微观故事相结合，打造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传播内容。
提升专业素养与对话沟通能力。建设一支ZZ过硬、本领高强、熟悉网络传播规律的复合型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引导干部员工，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升媒介素养，学会在聚光灯下开展工作，善于运用网言网语与公众、媒体及内部员工进行平等、坦诚、有效地沟通。
提升技术赋能与全媒体传播能力。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分析公众情感态度和关注焦点，实现内容精准推送和效果智能评估。打造集新闻发布、政策解读、形象展示、互动服务于一体的自有新媒体矩阵。创新传播形式，运用短视频、直播、H5、动漫、数据新闻等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
四、结论与展望
全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无形而激烈，舆论环境复杂而多变。国有企业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是一项关乎根本、关乎长远的系统工程。必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深刻把握全媒体传播规律，坚持“防”“导”结合、以“导”为主的原则。既要构建起严密高效的风险“防火墙”和“隔离带”，确保意识形态阵地稳固；更要主动进军主战场，掌握传播制高点，不断提升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唯有如此，国有企业才能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有效化解风险、弘扬主流价值、凝聚广泛共识，为巩固X的执政基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推动自身持续健康发展营造更为有利的内外部环境。
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与协同治理研究
邓海莹
0.引言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正深刻重塑人类社会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共享的智能时代。”[1]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性意义和时代价值。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依托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实现了意识形态内容的智能生成、精准传播与动态感知，同时显著提升了意识形态治理的效能。然而，技术革新往往伴随着不可忽视的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技术化”与“隐蔽化”的巨大风险。算法黑箱、深度伪造、信息茧房等现象不仅对传统意识形态治理模式构成严峻挑战，更可能侵蚀社会共识，甚至动摇价值根基。2024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构建多元协同、人机互嵌的治理体系，为本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导和实践方向[2]。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构建“技术—制度—主体—文化”四维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人工智能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入分析意识形态风险的表现形态及其生成逻辑，并提出协同治理路径。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回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治理难题，也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1.人工智能与意识形态耦合的理论逻辑
1.1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技术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工具，而是嵌入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都不是可以直接从人们的精神发展中找到根源，它们根植于物质生活过程。”[3]这意味着，任何技术形态都承载着特定的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人工智能作为当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发展同样无法脱离社会制度与价值导向的塑造。从技术哲学角度看，AI的意识形态属性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算法设计源于开发者的价值预设，数据选择隐含文化偏好；其二，技术应用服务于
特定ZZ经济目标，如社会治理或商业扩张；其三，技术影响重塑人类认知方式，进而重构意识形态的接受路径。因此，不能将AI简单视为“工具”，而应看到其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这种内生的意识形态性要求我们超越工具理性，从价值理性的高度审视技术发展。
1.2人工智能与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机制
人工智能与意识形态之间并非单向决定，而是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意识形态塑造AI的发展路径。不同制度环境下的技术取向差异明显：欧美社会强调隐私保护，推动联邦学习与差分隐私技术发展；中国则注重社会治理效能，AI更多应用于公共安全、信用体系等领域。价值导向决定了技术研发的重点与边界。另一方面，AI反过来重塑意识形态的传播逻辑。推荐算法改变了信息分发机制，使内容更加个性化；生成式AI降低了内容创作门槛，催生海量非主流叙事。这种变革既促进了表达多元化，也加剧了观点极化与认知封闭。更需警惕的是，AI既能被主流意识形态用作传播工具，也可能被极端势力利用进行煽动与操控。技术本身无善恶，但其应用却深刻影响着思想领域的平衡。
1.3技术赋能与伦理约束的辩证统一
技术赋能与伦理约束的张力，构成了AI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的核心命题。技术赋能体现在：情感分析可实时监测舆情动向；计算机视觉能识别深度伪造内容；大数据模型可预测风险趋势。这些手段极大提升了治理的预见性与精准度。但若缺乏伦理约束，技术可能反噬社会。算法歧视加剧社会不公，数据滥用侵蚀公众信任，自动化决策削弱人的主体性。例如，某些平台为追求流量，放任极端内容传播，导致公共讨论失序。因此，必须建立伦理框架，确保技术发展服务于人民利益。这不仅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唯有在技术进步中坚守人文底线，才能实现真正的善治。
2.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多维透视
2.1算法黑箱与价值失范的技术层风险
算法黑箱问题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技术基础[4]。深度学习模型因其复杂性难以解释，决策过程如同“黑箱”，难以被外界理解和审查，导致公众无法监督其公正性。这种不透明性不仅可能导致算法歧视和决策不公，还可能隐藏价值偏见和意识形态倾向。例如，内容推荐系统可能因训练数据偏差，长期推送特定立场信息，潜移默化影响用户认知。深度伪造技术则进一步放大风险。借助生成对抗网络与大模型，虚假音视频可达到以假乱真程度，用
于ZZ抹黑、社会煽动。此类技术动摇了“眼见为实”的认知基础，破坏社会信任。更极端的是自主武器系统，将生死决定权交予算法，不仅挑战伦理底线，也可能改变战争的性质和国际关系准则。如果缺乏有效的国际监管，自主武器可能被恐怖主义组织或极端势力利用，对全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2法律滞后与治理赤字的制度层风险
当前全球AI治理呈现碎片化，这种制度性分歧为意识形态风险提供了生存空间。主要经济体在监管理念和立法取向上存在明显差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实行风险分级监管，强调透明与问责[5]；美国则倾向行业自律，鼓励创新。制度差异导致跨国监管漏洞，为意识形态渗透提供可乘之机。平台责任界定模糊是另一个重要的制度性风险。大型科技公司掌握算法主导权，其算法设计和内容管理政策对意识形态传播具有深远影响。但其商业逻辑优先于公共利益，内容审核常滞后或选择性执行。尽管我国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但细则仍需完善。此外，数据主权争议日益激烈。美国《云法案》允许跨境调取数据，被批评为“数字霸权”；欧盟GDPR强化本地化存储，却可能导致市场割裂。数据之争实为治理权之争，关乎国家文化主权与意识形态安全。
2.3素养缺失与认知偏差的主体层风险
数字鸿沟的加剧是人工智能时代主体层风险的重要体现。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数字鸿沟正从“接入差距”转向“能力差距”。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在AI使用中处于劣势，易成为虚假信息与算法操控的受害者。他们缺乏辨别能力，更容易陷入认知偏差。批判性思维弱化同样令人担忧。斯坦福研究显示，长期依赖算法推荐的用户，独立思考能力显著下降。他们在“信息茧房”中只接触相似观点，形成认知闭环，加剧社会撕裂。更危险的是情感操纵的技术化。AI可通过分析用户情绪，精准投放煽动性内容，激发恐惧或愤怒，服务于特定ZZ目的。其中令人忧虑的是，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可能使外部力量直接干预人类的神经活动和情感体验，这对个体自主性和人性尊严构成了根本性挑战。
2.4技术霸权与文化冲击的国际层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了国际层面的意识形态风险。全球AI技术分布极不均衡，主要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这种技术优势可能转化为意识形态影响力，形成“算法殖民”。例如，西方平台通过统一算法向全球输出其价值观，挤压本土文化生存空间。此外，文化同质化风险亦不容忽视。全球平台
采用标准化推荐机制，这可能导致全球文化趋向单一化和标准化，削弱文化多样性和地方特色，导致地方文化边缘化，世界文化生态趋于单一。弱势意识形态难以获得传播机会，多样性受到威胁。同时，AI已成为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工具。在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被用于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操纵舆论、干预他国内政等。若无有效合作机制，此类行为可能引发新的地缘冲突。
3.构建人工智能意识形态治理生态系统的协同路径
3.1技术规制层面建立算法伦理审查机制
推动可解释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增强算法透明度和可信度的关键途径。可解释人工智能通过揭示算法的决策逻辑和推理过程，使AI系统的运行机制更加透明和易于理解。在意识形态治理领域，可解释人工智能能够协助监管机构和公众深入理解内容推荐、信息过滤等算法的运作原理，及时发现并纠正潜在的偏见和错误。例如，在社交平台部署可解释推荐系统，让用户了解为何看到某类内容，增强监督能力。构建多层次伦理评估框架也至关重要。该框架应涵盖技术公平性、社会影响与全球包容性。我国可结合国情，制定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AI伦理标准，引导技术向善。发展技术治理工具，是提升监管能力的重要支撑。如深度伪造检测系统、算法审计工具、智能舆情监测平台。例如，基于深度学习的伪造内容检测系统可识别AI生成的虚假图像、视频和音频；算法溯源技术可通过分析内容特征追踪信息的来源和传播路径；智能舆情系统可实时监测网络舆论动态，预警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这些技术工具的应用，将显著提升意识形态治理的效率和精准度。
3.2制度保障层面完善法律规范与监管体系
建立分级分类的监管框架是应对AI风险的系统性方案。可借鉴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风险基础方法，将AI系统按风险等级划分为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有限风险和最小风险4个类别，实施差异化的监管要求[6]。对于涉及意识形态传播的高风险AI系统，如社交媒体的推荐算法、内容生成系统等，应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包括强制性伦理审查、算法透明度要求和人工监督机制。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这类监管提供了初步框架，未来还需进一步细化实施细则和标准规范。强化平台问责机制是压实监管链条的关键环节。大型数字平台作为AI技术的主要应用者和传播渠道，应在意识形态治理中承担主体责任。这包括建立健全内容审核机制，防止虚假信息和有害内容
的传播；提升算法透明度，向用户和监管机构说明推荐算法的基本原理和价值取向；建立投诉和救济机制，及时处理用户反馈和投诉。监管部门可通过约谈、罚款、暂停服务等措施，督促平台履行主体责任，对严重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惩处。推动国际监管合作是应对跨国意识形态风险的必然选择。人工智能技术的跨国性和网络空间的无界性，决定了单一国家的监管措施难以完全有效。因此，需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推动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中国可积极参与联合国、G20等多边机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讨论，发起和参与国际AI治理倡议，与各国分享治理经验，协调监管政策。尤其在数据跨境流动、算法透明度标准、深度伪造治理等领域，需加强国际协调，形成治理合力。
3.3主体赋能层面提升公众数字素养与批判能力
将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是培育数字公民的长远之策。人工智能素养不仅涵盖技术使用技能，更包括伦理意识、批判思维和社会责任。教育部门应将AI伦理和批判思维训练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开发适合不同年龄段的素养教育课程和教材。高等教育机构则需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培养学生在专业领域应用AI技术的同时，能够思考和应对其社会影响及伦理挑战。此类教育应强调价值观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技术观和伦理观，增强抵御不良信息和技术异化的能力。开展全民数字素养提升行动，是弥合数字鸿沟的重要举措。针对老年人、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等数字弱势群体，政府和社会组织应提供针对性的培训和支持服务。这包括基础数字技能培训、AI应用辅导、网络安全教育等内容。培训形式可灵活多样，结合社区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等多种渠道，采用游戏化学习、体验式教学等创新方法，提升培训的趣味性和实效性。通过全面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可有效增强社会整体应对AI风险的能力。培育理性健康的网络文化，是抵御意识形态风险的社会基础。媒体、学校、家庭和社会组织应共同努力，营造批判性思维和理性讨论的文化氛围。媒体应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提供准确、全面、客观的信息，帮助公众提高信息鉴别能力。学校和家庭应注重培养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和批判思维，教导他们如何理性对待网络信息和技术应用。社会组织可通过开展各类公众教育和讨论活动，促进不同群体间的对话与理解，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抵抗力。
3.4文化引领层面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新矩阵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渠道。主流媒体可运用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
虚拟现实等技术，开发互动性强、沉浸感深的传播产品。例如，借助AI主播实现多语种、全天候的新闻播报；利用VR/AR技术创建虚拟展览和体验空间，生动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开发智能对话系统，为公众提供个性化的理论学习和政策解读服务。这些创新传播方式能够显著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构建智能化的意识形态传播评估和优化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可对意识形态传播效果进行实时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传播中的问题和不足。例如，借助舆情分析系统追踪公众对特定政策和理论的反响及态度变化；利用预测模型预判意识形态风险的发展趋势。基于这些分析结果，可动态调整传播策略和内容设计，提升传播的精准度和有效性[7]。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人工智能技术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通过机器翻译和多模态生成技术，可突破语言和文化障碍，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分析国际舆论场的情感倾向和关注焦点，有针对性地设计和调整对外传播内容。借助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和智能推荐算法，扩大中国内容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度。在此过程中，需注重跨文化传播的规律和技巧，以国外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传达中国价值和中国理念。
4.结语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技术、制度、主体、国际四个维度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并提出“技术规制—制度保障—主体赋能—文化引领”的协同治理路径。研究发现：AI既为治理提供新工具，也带来算法黑箱、深度伪造、信息茧房等技术风险；法律滞后、平台失责等制度风险；素养不足、认知封闭等主体风险；技术霸权、文化同质化等国际风险。这些挑战要求我们摒弃单一治理思维，转向多维度协同。未来，随着量子计算、脑机接口、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意识形态安全将面临更复杂局面。为此，应加强前瞻性研究，健全风险预警机制，推动国际合作。具体建议包括：1）制定国家层面的AI伦理准则与治理框架；2）推动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共治；3）加强人才培养与科技攻关；4）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唯有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技术发展与价值引领的同频共振，才能构建清朗网络空间，迎接智能时代的真正到来。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新范式
李荣胜、胡慧丽
在人工智能时代，以智能推荐算法为核心、具有数据霸权等属性的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为影响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X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1]（P43）高校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领域[2]，肩负着培养让X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其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科学研判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机遇，清醒认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风险挑战，并提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发展的新范式，对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机遇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深刻影响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环境与模式。人工智能既能打破物理边界，拓展工作的广度与深度，也能提升传播的靶向性与实效性，增强价值认同的情感温度与体验深度，推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实现从“单向灌输”到“精准赋能”的转型。
1.拓展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广度与深度。传统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受制于物理的时空边界，呈现“仪式化”“时段性”等特征，传播的广度有限、深度不足。在人工智能时代，高校可借助三维可视化技术、感官交互科技以及沉浸式音频系统等前沿技术，有效突破传统高校意识形态传播的时空藩篱。在时间维度上，基于云原生架构与边缘计算的教育系统支持24小时不间断运行，实现教育资源的实时更新、学习过程的全程可溯与教学内容的动态适配，推动教育模式从“集中灌输”转向“持续伴学”。在空间维度上，5G+VR/AR技术创造了高保真、低延迟的沉浸式虚拟教学环境，师生可通过全息影像实现跨地域的“共场”互动，使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从实体场所延伸至虚实融合的无限场域，这不仅打破了地理隔阂，更通过场景复用与资源再利用，极大拓展了高校主流价值传播的覆盖半径。
2.提升了高校意识形态传播的靶向性与实效性。传统高校意识形态传播通常采用“大水漫灌”式的单向灌输，内容同质化严重、个性化不足，难以适应大学生群体的差异化、圈层化认知特点。在人工智能时代，高校可通过使
用大数据网络搜索平台，实时汇聚并分析大学生的多源数字足迹（如学习行为、社交互动、情感反馈等），构建精细化的大学生用户数字画像与动态知识图谱。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智能资源推荐系统，实现高校主流价值内容的“量体裁衣”与“点对点”精准推送，从而有效提升高校意识形态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例如，针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大学生，自动生成与其知识结构相契合的理论阐释案例；依据实时舆情热点，动态调整宣传议题与话语策略。这种“数据
—算法—反馈”的闭环机制，推动了传播范式从“供给主导”到“需求牵引”的深刻转变，显著提升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匹配度、说服力与转化效能。
3.增强了高校意识形态认同的情感温度与体验深度。传统高校意识形态传播多依赖于文本、音频与静态图像，表现形式单一，情感唤起与体验沉浸感不足，影响了价值内化的效果。在人工智能时代，VR/AR/MR等信息技术的兴起打破了原有以单纯的文字符号、图像视频、语音等二维方式呈现信息的单调格局，能够为大学生用户构建全方位、多角度、低失真的场景。例如，利用VR历史重演技术让大学生“亲历”重大历史时刻，通过MR混合现实将抽象理论可视化、具象化，借助情感识别技术实时感知并响应大学生的认知情绪状态。这种多感官通道协同的沉浸式教育，可使大学生从“旁观者”转变为“体验者”与“参与者”，在具身认知与情感共鸣中深化对主流价值的理解与认同，推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从理性说教向共情引导跃升，实现了价值传播的“软性嵌入”与“润物无声”。
二、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风险挑战
人工智能在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注入新活力的同时，其隐蔽性、虚拟性与多元性也冲击着高校意识形态传播的权力结构。在人机互动的动态进程中，在技术赋能与价值博弈相互交融的语境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认知建构、算法渗透和制度治理等多重风险。
1.主体素养滞后削弱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力。一是数智技术认知迟滞。部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对人工智能存在“技术冷漠”或“技术焦虑”，对人工智能持怀疑甚至排斥态度，在意识形态传播中缺乏主动运用人工智能的意识，难以有效适应数字化传播环境。二是数智技术能力不足。部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缺乏系统的数字技术训练，对大数据分析、算法推荐等技术的理解多停留于表层，在数据挖掘、可视化呈现、短视频制作等方面能力不足，难以将优质内容有效转化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态，制约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
三是数智伦理与责任意识薄弱。部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过度追求信息获取与分发的效率，而对数据隐私保护、算法偏见与公正性等伦理议题缺乏足够敏感，对自身应承担的伦理责任与安全保障义务认识不清，易因技术使用失范而引发隐私泄露、信息失真等次生风险。
2.数据主权危机虚化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公信力。一是数据质量风险。人工智能是基于大数据预训练的语言模型，在训练素材中可能包含来源不明、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携带隐性价值导向的数据信息，导致生成的内容很可能会偏离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二是数据泄漏风险。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人工智能的应用通常需要借助第三方技术平台才能实现。这类平台依托大数据等关键技术，具备大规模、长时段的数据汇聚与存储能力，但部分第三方机构受商业利益驱使，存在未经授权采集个人信息、超出约定范围使用数据乃至擅自篡改数据等行为，导致大学生隐私泄露，影响大学生各方面安全。三是数据壁垒风险。当前高校内部各部门之间、各高校之间的数据系统相互独立，缺乏统一标准与共享机制，导致跨校际、跨部门的数据流转受阻，资源难以整合，制约了人工智能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协同应用。
3.技术渗透隐性消解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凝聚力。一是算法黑箱问题。人工智能的决策过程高度依赖复杂的内部数据结构与运算逻辑，其从海量信息中筛选、排序并呈现结果的内部运行机制对大学生用户而言是不透明的和不可解释的。这种“黑箱”效应使得技术过程本身成为一个隐蔽的意识形态灌输渠道，境外势力可能借此技术特性，将蕴含特定ZZ意图的数据嵌入模型训练集，在大学生无意识的信息接触中完成价值渗透。二是技术偏见问题。作为技术规则的设计主体，开发者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倾向会通过参数设置与权重分配等机制固化于算法结构之中。若开发者存在道德失范或持有特定ZZ倾向，可能会在信息推送中系统性地边缘化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使技术工具异化为价值引导的隐蔽偏向性力量。三是信息茧房问题。算法推荐系统基于大学生用户兴趣与行为轨迹进行个性化内容分发，易使部分大学生固于同质化、圈层化的信息环境。这种长期接触单一观点的状态，不仅窄化了其知识视野，更在潜移默化中削弱其独立思考与理性辨析的能力，易导致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在无形中被稀释和边缘化。
4.制度治理缺失弱化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内控力。一是制度建设尚不完善。在人工智能的应用过程中，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的细化规则与标准仍然
比较滞后，特别是在高校这一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场域，关于人工智能市场准入、数据权益界定与合规使用、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等方面的相关规章制度仍有待完善。二是自主监测系统缺失。多数高校在应对意识形态风险时，尚未构建起一套完善的、能够实现实时监测与智能预警的技术防护体系，其信息收集工作仍主要依赖人工检索，缺乏自动化工具对海量、多模态的网络信息进行深度挖掘与实时分析，无法精准捕捉网络舆论场中的细微变化与潜在风险。三是主体责任意识不强。部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存在认知偏差，或将其视为次要任务，或片面归责于特定部门，甚至视之为“务虚”工作，责任清单不够明晰、分工协作机制不畅、督查考核流于形式、问责追责力度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三、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对策建议
X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3（]P43）。面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多样态意识形态风险，高校可从人才队伍建设、算法治理、精准化与沉浸式教育生态构建、制度政策保障等多元维度出发，采取切实可行且高效的对策举措，全面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体系建设与创新发展。
1.优化人才队伍，打造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专业团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网信领域高端人才”[4]（P168）。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社会各领域的时代背景下，建设一支ZZ坚定、本领高强、适应数智化发展要求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专业队伍，已成为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提升育人效能的战略性工程。一要提高数智信息素养。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要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技术变革带来的时代契机，主动拥抱技术变革，通过系统学习相关著作、参与讲座培训，深入理解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及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应用场景。二要提升数智技术应用能力。高校可通过内部选拔、外部招聘等形式建立一支智能技术团队，定期为意识形态工作者开展相关数智技术应用培训，引导其掌握人工智能知识，了解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和背后的算法运行机制，以及其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具体应用和潜在风险。三要遵循数智技术伦理要求。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要树立“技术向善”与“人机协同”的数智教育观，严格遵守数据伦理规范，特别是在收集、处理与分析学生行为数据时，必须将维护学生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置于首位，完善知情同意机制，防范数据滥用。
2.夯实数据基础，筑牢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安全屏障。数据是人工智
能的基本元素，数据安全事关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一要打造自主数据库。要构建人工智能公共训练数据平台，系统整合中国共产X思想理论资源库、主流媒体数据等权威内容，用主流意识形态数据训练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使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深度内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内核与逻辑导向，使其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可靠载体。二要加强数据安全保护。要严格规范数据采集行为，依据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制定统一标准，明确数据收集范围与权限；要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防护机制，综合运用加密存储、访问控制、匿名化处理等技术手段，确保数据在静态存储与动态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要科学界定数据使用边界，通过制度规范与技术管控相结合，明确各类数据在教育、科研等场景中的使用限度。三要加强数据共建共享。要打破部门与平台间的数据壁垒，构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数据的协同共享机制；要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与安全接口规范，在确保数据主权与隐私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动优质意识形态教育资源、舆情分析成果及管理经验在可控范围内互联互通。
3.驾驭算法逻辑，巩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5]。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作为技术工具，其背后的价值取向至关重要。一要构建透明可控的算法监管与溯源机制。要推动算法透明化与可解释性研究，建立可审计的算法运行日志与数据溯源机制，确保推荐逻辑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建立人工审核机制，对具有泛娱乐化、拜金主义等倾向的信息进行有效筛查与治理，确保信息高质量；要着力提升大学生的算法素养，引导其理解技术背后的价值逻辑，增强对隐蔽性信息渗透的辨识与抵御能力，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二要强化算法研发的价值引导与伦理约束。要推动建立算法开发者与平台运营者的职业道德与价值规范培训体系，强化其作为“信息守门人”的社会责任与法律意识，特别是在高校合作或服务于教育场景的技术企业中，开展定向伦理审查与意识形态安全培训；要倡导“价值敏感设计”理念，在算法研发阶段嵌入多元公平评估参数，建立由高校思想ZZ教育专家、传播学者与技术团队共同参与的算法影响评估小组，对推送模型进行常态化价值倾向测试，系统性防止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在分发环节被弱化或边缘化。三要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要将“信息茧房机理”模块纳入媒介素养通识课程，通过批判性思维训练、跨信源对比分析、模拟信息环境干预等实践教学，培养大学生主动打
破认知舒适区、自觉追求信息多样性的习惯与能力。
4.健全制度体系，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保障。一要加快立法进程，明确权责边界。在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条例基础上，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专门立法，清晰界定人工智能在高校教育、宣传等领域应用的技术与伦理边界，明确大型科技公司、算法设计人员、高校管理方及师生用户等多元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二要构建预警系统，实现精准防控。要加快建设集信息采集、多模态分析、风险研判与预警响应于一体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监测系统。在平台建设上，可采取自主开发、校企共建或采购服务等多种方式，整合校内网络、媒体、课程及师生行为等多源数据，并推动与政府部门、行业机构的数据共享与平台互联，形成覆盖广泛、动态更新的信息资源库。在技术应用层面，依托自然语言处理、情感计算、图谱分析等技术，实现对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形态信息的自动化抓取、深度语义解析与情感倾向判别，精准识别舆论场中的敏感议题、情绪波动与潜在风险点。三要强化监督问责，压实主体责任。高校要强化意识形态工作主体的制度意识，形成“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的风气；要制定详尽的责任清单，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责任分解落实到各级X组织、行政部门和具体岗位，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条。配套建立严谨、透明的追责程序和标准，对因失职渎职、监管不力导致重大意识形态风险的责任主体，坚决依规依纪问责，并将问责结果与绩效考核、干部任用等挂钩。
人工智能时代加强X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路径探索
广西区直机关工委X校刘昱
（2026年5月30日）
X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刻改变信息生产传播方式，如何在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背景下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摆在全X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
一、人工智能境遇下意识形态工作的风险挑战
人工智能处于以深度学习为主导，智能芯片、算法模型、大数据协同发展的技术阶段，正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却也为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需准确把握其影响的两面性，做到趋利避害、主动作为。
内容伪造会消解专业信息。人工智能生成技术大幅提升了内容生产效率，为意识形态内容创作注入新动能。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模型幻觉”问题可能导致事实性错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下沉又降低了虚假信息制作门槛，使得人人都可以用它来快速获得信息或生产内容。真假难辨的内容冲击着公众对权威信息的信任，舆论的对抗性和冲突性趋向明显，甚至使之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传播工具。
算法推荐会造成认识固化。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使得海量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更加高效。但是，算法通过影响人们接触什么信息、形成什么认知来发挥作用，是一种新型的权力算法。当个性化算法推荐逐渐主导用户的信息获取方式时，“信息茧房”现象愈发突出，用户信息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