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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团”系列№745
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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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理论、调研文章
1．建设中国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涵意义及路径探究………………………1 2．江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的难点问题与对策研究………………………6 3．从威远实践看丘陵地区和美乡村建设…………………………………………16 4．新质生产力如何助推和美乡村建设……………………………………………21 5．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研究综述及进展…………………………………………33 6．农文旅融合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的思考基于对螺洞村的田野调研……………39 7．打造“晏阳初故里”文化名片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45 8．曲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千万工程”引领和美乡村规划设计的实践…48 9．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村庄规划引领和美乡村建设的问题与对策……51 10． 和美乡村建设升级方案及提升策略分析： 以瓦房村和姜家大寨为例………57
二、地方经验总结
11．甘肃省和美乡村建设综述……………………………………………………62 12． 石家庄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线见闻： 绘出和美乡村的幸福底色…………66 13．郴州市增颜提质建设和美乡村………………………………………………69 14．衡水市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71 15．漯河市X建赋能和美乡村建设………………………………………………75 16．宾县绘就宜居城市和美乡村新图景…………………………………………77 17．景县多举措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80 18．康乐县全面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综述…………………………………………81 19．汤阴县持续发力建设和美乡村………………………………………………84 20．秭归县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实践综述…………………………………………88 21．故城县大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综述…………………………………………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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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营山县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样板………………………………………96 23．烈山区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工作综述………………………………99 24．济源示范区探索“三五”模式片区化推动和美乡村建设综述……………101 25．尧山镇奋力擘画和美乡村新画卷……………………………………………105 26．武强镇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107 27．南余店乡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擦亮和美乡村底色……………………………109 28．槐树乡X建引领打造和美乡村………………………………………………110 29．东街村推进乡村治理建设和美乡村…………………………………………112 30．新安村以“三个抓”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乡村新画卷…………………115
三、政协
31．甘肃省政协助力榆中县河湾村生态宜居和美乡村建设工作综述…………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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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涵意义及路径探究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书婷
乡村建设是中国社会发展多年来的痛点与难点，乡村工作、乡村建设受到X中央的高度重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提出，是一个与理论和实践密切相关，体现不同阶段发展特点的动态演变过程。要探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践路径，对我国乡村建设的政策变化进行梳理，并从中把握其科学内涵以及对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是必不可少的。
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概念发展
（一）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
2013年中央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努力建设美丽乡村”。这便是“美丽乡村”概念的首次提出。自此到2017年的提法基本上也是以“美丽乡村”为主。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让广大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对此的提法为“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2022年10月，X的二十大报告中，X中央首次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而在2023年的一号文件中，则是对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容与要求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
由上可见，2013—2021年在我国乡村建设政策中对建设“美丽乡村”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不断的发展与深化，2022年X的二十大报告将这一提法改为建设“和美乡村”，由此实现了政策上这一重要概念的转变。
（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主要分为四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内容是加强村庄规划建设，主要涵盖了要坚持县域统筹，推进村庄规划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同时，村庄规划要立足于民意和地域特点。第二部分内容是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涵盖了对村民公共生活空间整治、户厕问题摸排整改、垃圾治理等方面。第三部分内容是持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涵盖了公路铁路、水利工程、农村电网、农村住房安全，以及数字乡村建设等内容；第四块的内容是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主要涵盖了教育、医疗、强化对农村老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保护与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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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综上所述，中央一号文件中对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四点要求论述不仅包含了乡村物质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更是内在地包含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涵盖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解读。
（三）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科学内涵
要把握“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科学内涵，就需要回到这个概念本身的内涵演变过程中进行探究。在2013—2023年乡村建设的政策变化中可以梳理出，这一提法大致经历了从美丽乡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样的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
1 ．“宜居”“宜业”与“和美”的内在统一
对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解可以从“宜居”“宜业”以及“和美”三个关键词出发分别进行解读。“宜居”这一关键词可以理解为农村具备基本的现代生活条件，要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宜业”这一关键词侧重于转换乡村就业劣势，充分利用乡村自身的优势条件，创造让更多农民就地就近的就业机会，吸引各类人才留乡返乡就业创业；而“和美”这一概念作为“美丽”一词的延伸，蕴含了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内在统一、传统农耕文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宜居”“宜业”与“和美”是在概念上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与愿景的高度概括与理论指引。
2 ．以“和”文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我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实践，它在概念上便体现了乡村建设中物质与精神两大方面的统一。首先，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的概念变化中可以看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和”文化将对于美丽乡村概念的加入。将“和”与“美”拆开来看，“美”更加外在地体现于2023年一号文件中所提到的四部分内容，建设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化乡村；而“和”则内在地包含于“美”之中，更突出地体现在提升乡村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内核。因此，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涵是“和”文化对原有基础的深化，不仅要推进村庄规划、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硬件”建设，更要注重“和”文化中包容、和谐、协调、协同等内涵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进行“软件”建设的重要性。“不仅要注重外在塑形，更要注重内在铸魂”，这也正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科学内涵所在。
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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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途径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既是对我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传承与赓续，也是将传统“和”文化融合进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同时促进“和”文化内容的丰富与发展的过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为建设美丽乡村的扩充，体现了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等传统人文精神，激励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体形成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提出与实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是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其富含生命力的崭新阐释。
（二）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乡村建设中，不仅要重视城乡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更要注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一方面能够推动城乡融合，保证粮食安全，保障农民就业，增强农业大循环内生动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将“和”文化融入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能够提高乡村文化软实力，提振农民精神风貌。“和”与“美”作为乡村建设的两个维度，推动农民综合素质与农村发展潜力的提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
（三）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X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中国的强大离不开农业农村的强大，农业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工程。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与人口大国，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X工作的重中之重，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村治理水平现代化、农村产业发展现代化、农村精神文明现代化等多方面的协调与结合，是推动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与深厚基石。
三、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路径探究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总要求的进一步体现。“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提出，不仅仅是对乡村价值的经济需求，更是从经济向生态与文化的延伸。要探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践路径，就离不开对“和”文化的理解及其与乡村建设的融合。
（一）以“和”文化助力产业发展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镇居民人均收支情况和农村居民人均收支情况可以看出，就可支配收入来看，在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为农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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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支配收入的2.5倍。强烈的数据对比显示城乡发展差异依然明显，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亟须解决这一现实。在这一现实需要下，既需要重点关注低收入农民、低收入农民的收入情况，在技术上、机制上、农业抗风险能力上基于政策补贴与援助，进一步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与可能性，破解城乡二元体制，也需要从宏观上注重一二三产业的多功能协调发展。如今，在数字乡村建设这一背景下，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呈现出了更多渠道与可能。提高特色农产品知名度、农产品的去向多样化、降低农产品损耗与滞销风险，实现农民多渠道增收，促进地方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形成农业现代化新格局。
（二）以“和”文化协调经济生态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任务，以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质的提升诠释和美乡村的基本内涵。2022年一月底至三月中旬，民生智库联合《半月谈》杂志社对农村生态环境开展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显示有75.84%的被访者表示当地农村地区生活用水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仅有
17.17%的被访者表示当地生活用水无污染情况。而在使用过农膜的被访者中，有56.60%的被访者表示无人回收农膜。75.32%的被访者会“直接丢弃在地里”或“扔到垃圾箱里”。而随着乡村旅游近几年的火热，大量的游客与尚未完善的景区基础服务建设也给农村的环境造成了很多可视化的破坏。
要充分利用各个乡村的独特性，走出不同于城市经济发展的道路，合理协调乡村自然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和”文化协调经济生态，就必须与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观念作明确区分，要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底线思维、发展思维和转化思维的辩证统一，在加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绿色发展与生态优先的理念与底线，不照搬城市发展经验，发挥乡村生态资源优势，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与生态振兴同步发展。将农村建设成为农民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城市居民对美好、健康、原生态生活的向往、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必须要注重构建农村的“和”之生态。
（三）以“和”文化推动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
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还集中体现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相较于城市较为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着明显短板。要建设好中国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补齐这一短板尤为重要。
目前，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均衡问题主要体现在乡村人居环境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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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善、营运管护不到位，以及乡村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备、效率低下等问题。而随着乡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生活上的需求增长尤其是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与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欠缺矛盾突出，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乡村的高质量发展。要吸引各类人才留乡返乡就业创业，就要破解城乡二元公共保障制度，消除城乡社会、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差距，补上公共服务这一短板，真正将解决民生问题、建设“宜居”乡村落到实处。
（四）注重乡村类型之“和”
村庄是集生产、生活、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单位，各个村庄都因其地理环境、气候生态以及文化底蕴各具特色与发展潜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既不能够对周边城市进行简单模仿，更不能够照抄其他村庄的成功经历。
以乡村旅游为例，袁家村的成功开启了旅游小镇模式的兴起，但过于相似的业态模式与高度同质化的旅游项目使得它们并不能够成为袁家村的翻版。其中，号称投资3亿多元、占地1200亩的白鹿原民俗村在2016年“一夜爆红”，日接待游客量一度达到15万人次。然而三年的时间，白鹿原民俗村商户全部关门倒闭，2019年8月，白鹿原民俗文化村暂停营业。
乡村治理、乡村建设以及乡村发展规划，都需要立足于乡村地域特征，统筹考虑人口布局、公共服务、土地利用、产业发展、乡村传统文化等因素，尤其要避免“千村一面”的现象，挖掘各个乡村自身特色，立足自身优势进行乡村建设现代化规划，使各色乡村可以寄托乡愁，能够持续发展。
X的二十大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农业农村不仅是一个难点，更是一个重点。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应有之义，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对标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将强农惠农政策真正落实到乡村，实现乡村生活现代化，农民精神生活现代化，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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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的难点问题与对策研究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出了重要部署，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涵是全方位、多层次的［1］。江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应积极响应江苏“走在前、做示范”的总要求，打造具有良好人居环境，能满足农民物质消费需求和精神生活追求，城乡、产业、文化、生态、组织全面协调发展的农村，成为特色田园乡村的“升级版”［2］。
一、江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历程与内涵
（一）历程回顾
1 ．以土地集约利用为重点的“农村三集中”
2005年，X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江苏省以“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市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农村三集中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典型操作方式，并以全省同步开展的镇村布局规划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依据，科学合理推进土地集约利用。
2 ．以人居环境改善为重点的“村庄环境整治以及改善提升”
2011年，江苏省开始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切入点，实施以村庄环境整治行动为重点的“美好城乡建设行动”，通过改善村庄环境面貌和农村生产生活生态条件，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努力形成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特色鲜明的乡村面貌，促进社会要素资源向农村流动，缩小城乡人居环境差距，全面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3 ．以综合价值实现为重点的“特色田园乡村建设”
2017年以来，江苏省基于“强富美高”新江苏和“两聚一高”新实践的背景，推动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行动。在农村环境整治等既有农村建设工作和项目的基础上，探索创新体制机制，谋求乡村发展多元路径，构建特色产业、特色生态、特色文化，塑造田园风光、田园建筑、田园生活，建设美丽乡村、宜居乡村、活力乡村，提高乡村综合价值实现。
（二）基本内涵
1 ．城乡融合
江苏在经历了城镇化前期和中期的城镇空间快速扩张之后，进入到深化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能“就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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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乡村”，应强化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需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城乡居民共享现代化成果，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2 ．宜居美丽
经过多轮乡村建设，江苏农民生活条件已有很大改善，但距离具备高质量现代生活条件的要求还有提升空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需要持续优化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完善农村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提高住房建设质量，提升生产生活便利化程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建设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彰显生态特色的乡村风貌，让村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宜业富民
历史上江苏曾探索出“以工带农”“以工建镇”路径，奠定了乡村工业的基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形成了“小城镇、大战略”格局［3］。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需要有效开发农业多种功能、乡村多元价值，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新业态创新发展，提供更多就近、稳定的就业岗位，显著提高农民生产经营能力、就业技能和质量，显著改善农村营商环境，推动各类人才留乡返乡就业创业。
4 ．治理和谐
江苏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探索出丰富的乡村治理经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不仅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需要全面提升农民文化技能，明显改善家风乡风民风，有序推进移风易俗，积极打造文化产品、文化符号和文化形态，重塑乡村价值。
二、江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特征与问题
（一）主要特征
1 ．阶段特征：高密度乡村空间分布格局决定江苏特有建设模式
当前，江苏已从城乡二元分割阶段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是中国人口密度和乡村密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从城镇地区来看，江苏有全国最完备的城镇体系，具备突出的经济、社会、文化优势与政府管理优势；从乡村地区来看，乡村聚落呈现密度高、规模小、零散、区域差异大的分布特征。根据全省镇村布局规划数据，全省自然村密度为1.35个ｋｍ－2，平均每个行政村有8.9个自然村，平均每个自然村常住人口规模为170人，而全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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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别为0.26个ｋｍ－2、4.65个和230人。高密度乡村空间分布特征要求各类要素必须在区域中实现均衡布局，实现城乡融合，因此，必须跳出乡村局部来谋划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做好区域互补、协调融合，推动特定要素向特定区域集聚。
2 ．分布特征：区域客观差异要求采取不同的乡村建设发展路径
南强北弱是江苏长期存在的客观省情。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苏南与苏中、苏北地区之间发展差距不断加大，并在2004年达到峰值（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生产总值比为61.8∶17.5∶20.7）。X的十八大以来，苏中、苏北地区的追赶步伐正在逐步加快，2022年，苏中和苏北地区人均ＧＤＰ分别增至123511元和75551元，上升为苏南地区人均ＧＤＰ的
73.5％和45％。但省内地区间的发展落差仍然较大，苏南地区普遍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而苏北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宿迁市（9009元）、连云港市（9650元）仅为省内最高的无锡市（17914元）和苏州市（16446元）的50％左右。因此，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快解决江苏南北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3 ．文化特征：自然本底和地域文化为乡村特色化发展奠定基础
除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外，地区之间的自然本底、地域文化、城乡空间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江苏具有“江海河湖汇聚”的典型平原水乡特色，总体地貌呈现“一山二水七分田”［4］，为农业生产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全省水系丰富，分为沂沭泗水系、淮河下游水系、长江－太湖水系三大流域系统。丘陵寻水而生，环水而立，精巧点缀于北部、西南与邻省的交界地带。同时，江苏文化多元交融，形成了和而不同、各具特色的五大亚文化分区，即：苏锡常环太湖文化圈、宁镇沿江文化圈、苏中运河文化圈、苏鲁黄河文化圈和沿海文化圈。江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能简单照搬城市做法，需要立足乡村地域特征，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保留乡土文化，赓续红色文化，传承农耕文明，发掘多元价值，推动乡村自然资源保值增值，促进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让乡村展现出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2］。
（二）难点问题
1 ．土地难以同权同价，人口双向流动困难
江苏城镇化发展起步早、发展快，水平和质量总体呈现稳步提升态势，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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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的城乡二元分割阶段正在向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转型，但城乡分割的土地制度仍然制约着城乡人口等要素的有序流动。农村土地要素在交换中面临市场准入门槛高、信息获取困难、收益相对低，无法做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等问题。如扬州邗江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起始价约为18万元667ｍ－2，类似区位的工业用地起始价仅为12.6万元667ｍ－2，加上集体用地权益尚不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很难成为企业项目用地的优选。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零星低效集体工业用地，既无法纳入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也无法纳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陷入两难境地。
江苏以县城和小城镇为主的就地城镇化推进有成效，但城镇化率仍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人口的城乡双向流动机制尚未健全。全省40个县（县级市）中有25个人口呈净流出态势，苏中苏北地区人口和劳动力仍然不断地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农村人口流失严重，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对于城市下乡返乡人才，也难以做到“留得住、有保障、干得好”，下乡人才在集体收益的分配、集体资产的处分、宅基地的使用等涉及到下乡人才参与村民资格认定等方面存在分歧，无法与村集体、村民实现利益联结，且因身份限制难以纳入X委、政府选人用人的视野，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人才下乡的积极性。
2 ．空间布局不尽合理，设施闲置情况普遍
在以乡镇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时期，江苏凭借乡镇企业在全国率先“异军突起”的优势，开始了“以工带农”“以工建镇”的探索，奠定了农村工业的发展基础，自下而上带动城镇化进程。近年来，针对乡村用地零散、效能低下等问题，江苏各地开始向乡村工业“要效益”，持续推动乡村土地整治盘活项目，显化土地资源价值，如苏州“三优三保”行动。但工业用地规模减少的同时，乡村空间布局依然分散，体现在村级工业集中区的分散，村庄用地权属的分散，以及村庄工业用地空间布局的分散等方面［6］。近年来，江苏虽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但连片地区缺乏联动和统筹，发展孤立，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江苏对乡村地区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农民生活条件改善显著，但资源配置与人口分布错位，粗放管护影响可持续性利用等现象仍然存在。大部分乡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无差别配置，一定程度造成资源的浪费。如苏南地区江都区30户以下的自然村超过600个，乡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超过400ｍ2／人，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配置成本高效率低，且后期管理维护不到位、大量劳动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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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进城，加剧了乡镇公共基础设施的闲置。
3 ．产业结构层次偏低，资源价值难以转换
2019年，江苏与农业农村部签署部省共同推进江苏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合作框架协议，按照“四化同步”规律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但江苏部分农业产业区域特色不够鲜明，产业同质化明显，龙头企业和经营主体带动能力不强，产品竞争力不足。受制于土地资源制约，部分产业基础较好的集聚提升类村庄存在发展空间限制。由于农业效益低、见效周期长、整治前期资金投入多，有些地区将全域综合整治等退出的用地空间更多用于“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而较少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进一步限制了农业产业的发展。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江苏已涌现出不少典型案例，如徐州市潘安湖采煤塌陷区生态修复及价值实现纳入自然资源部第一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但乡村地区资源价值转化路径仍存在堵点，如资源权益指标限额缺乏限定，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缺乏依据，难以通过生态产品交易和多样化补偿将无形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如溧阳“水生态容量”为约束性指标的生态产品交易缺少法制化约束、高层次平台、规范化交易等保障，乡村地区优良的生态资源未能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生态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
4 ．内生发展能力不足，基层治理水平不高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地方政策的不断推动下，乡村在人居环境改善、经济发展和要素回流上有所提升，但总体上全省农村集体经济更加依赖于财政转移支付及政策红利。近20年来，江苏乡村转移性收入比重从4％增长至21％，转移净收入对乡村总收入增长的驱动力持续增加。然而转移净收入对收入增长推动的可持续性并不高，乡村“自我造血”功能仍需加强，政府一些政策补贴的数量和方向仍需深入考虑。
此外，政经混合、权责不清以及集体经济绑架基层组织等问题突出，导致治理组织之间，特别是村委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互相激扰，不能在各自的封闭系统内根据自身的原初设定实现各自的功能优势，甚至还存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彼此充减的负效应。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不足，管理制度与服务制度、“乡政”制度与“村治”制度衔接不畅。村民逐渐失去ZZ参与的积极性，热情不高，民主参与形式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流于形式，如泗洪县面临农村集中居住区组织架构虚化、便民服务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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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居民归属感淡化等问题。
三、江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点对策
（一）高起点谋划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1 ．优化城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由注重行政区域均质覆盖向注重常住人口服务覆盖转变，集约高效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乡村地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公共服务能力建设［5］，合理配置卫生健康、医疗保障、就业及社会保险、文化教育、生活服务等资源，确保公共综合服务下沉到村；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继续放在农村，加强道路畅通、防汛抗旱、供水保障、清洁能源、仓储保鲜、冷链物流、数字乡村等系列工程建设，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乡村公共服务配套水平。
2 ．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突破阻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和服务下乡，盘活乡村“沉睡的资产”；稳慎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保护宅基地集体所有权，明确宅基地农户资格权，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支持财政资金以股权方式注入，引导和鼓励农户以农地、农房、农园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股份合作经营或资产托管服务，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模式，实现村内资源资产统一管理和集约化利用。
3 ．开展镇村布局和乡村规划编制
在村庄规划中统筹布局，合理安排乡村的耕地保护、农民集中点建设、产业发展、配套设施等用地；规划引领乡村建设用地“减量化”，积极塑造乡村肌理、水系格局、建筑特色、田园风貌、绿化景观等风貌；持续推动“共绘苏乡”规划师下乡，引领专业人才深入基层做好规划服务；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变化，适时深化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合理划定管理单元，解决建制村分布密集化、村庄空心化、运行低效化等突出问题。
（二）高质量实施乡村现代化建设行动
1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完善生态环境治理长效机制，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土壤污染、地下水超采、水土流失等治理和修复；稳步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加强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使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更具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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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高农房设施设计建造水平
形成城乡有别、各美其美的聚落形式，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丰富和创新村民“多层次协商”机制，引导农民参与住房更新行动。
3 ．积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通过自身资源实现“造血”与“供血”，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同步提升乡村发展的“含绿量”和“含金量”；优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地区，探索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参与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持续路径。
（三）高层次拓宽乡村就业创业发展空间
1 ．加强构建现代化“土特产”产业体系
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创新品牌营销推介，通过博览会、交易会、展销会等平台，以及发挥数字化全面赋能乡村建设作用，通过农村电商、网络视频、直播带货等形式，培育一批“土字号”“乡字号”产品品牌。
2 ．积极拓展乡村产业发展空间
加强乡村特色产业空间集聚，建设农业产业强镇、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乡村产业区域“增长极”和产业“高地”，提高特色产业生产效率；统筹产地、销区和园区布局，推进农产品加工向产地下沉、农产品加工与销区对接、农产品加工向园区集中。
3 ．多元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多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主体联合机制，推动龙头企业加强与种业公司、收储企业、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小农户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合作，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签订“多级订单”，让农户更多分享农业全产业链增值收益；鼓励和扶持农民群众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和庭院经济，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
（四）高标准提升乡村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1 ．推动乡村文化传承保护与挖掘利用
推动建设乡村公共文化，打造公共性文化平台与文化设施，重点推进文化信息共享、农家书屋和农村电影放映等乡村文化设施工程建设，促进弘扬乡村文明风尚；传承发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大传统文化保护，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建设有凝聚力并能厚植乡土情怀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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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治理体系
以“村两委＋社会组织”建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村两委及乡村议事会等组织的社会治理效用，健全乡村基层自治机制；以“法律法规＋村规民约”建构乡村制度体系，完善乡村“法治”机制；通过开展乡村先进人物或家庭等评选表彰活动，建立道德评议制度等，发挥乡贤等的表率作用引领村民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强化乡村“德治”体系建设；探索“志愿者＋信用赋分”、基层权责清单、网格化等治理方案，创新治理模式。
3 ．强化乡村资金保障和人才队伍建设
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公共财政投入重点，探索完善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制度，完善资金来源制度和资金使用办法，做好宜居和美乡村建设的资金统筹和保障；培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乡村治理人才等，加强与产业发展相配套的农民技能培训和专业教育，有序实施农村户籍恢复等乡村人才引进相关制度，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振兴体制机制。
四、江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分区引导
结合江苏省“1＋3”重点功能区战略，将全省分为4类区域，因地制宜明确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方向。
（一）苏锡常都市圈地区乡村
包含苏州市全域、无锡市和常州市部分地区。
主要特征：城镇化水平达到65％～70％以上，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3万元以上；是高密度网络化的城镇密集地区，也是省内乡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农村常住人口降幅较小，基本在本地城市或镇区务工为主，属于全国典型的高度城镇化水平和城乡收入水平高的地区；是江苏乡村工业化的发源地，乡村二、三产业发育较快，地均产出较高，要素配置效率较高，同时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水平均处于全省前列；作为典型的水乡地区，苏锡常都市圈地区乡村长久以来形成了“临水而居、浜村相依”的聚居模式，悠久的发展历史孕育了以吴越文化为核心的乡土文化特质。
分区引导：重点管控城镇开发边界内乡村新增建设空间，发挥乡村地区在区域生态网络格局构建中的作用。积极发挥乡村地区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基础条件。进一步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结合乡村经济发展需要，丰富乡村地区多元的生活场景，提升乡村地区生活水平。推动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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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京都市圈地区乡村
包括南京市和镇江市、扬州市以及金坛、溧阳、宜兴等苏南丘陵地区。
主要特征：城镇化水平在60％～65％之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2.5～3万元；乡村位于大都市区周边，但城乡收入水平与苏锡常都市圈高水平地区仍有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大；乡村人口以本地就业为主，也是旅游度假人口的流入地；作为典型的丘陵岗地，村庄依地形而建，大多以小型团块状或散点状，规模小而分散，自然村密度相对较低，乡村的青山绿水成为地区发展乡村旅游和生态休闲产业的重要支撑，省级特色田园乡村数量位列全省前列。该地区由于与都市区距离相对较近，能够满足富裕人群追求田园诗意生活的需要，农村旅游资源的价值得以体现。
分区引导：重点打通要素流通瓶颈，关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引导城乡空间优化。利用区域山水地形地貌，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积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合理优化存量乡村空间，探索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为乡村旅游服务设施预留拓展空间，以实现城乡生活互补共融、城镇与乡村生活水平和价值基本均衡的城乡融合状态，成为城乡融合示范区和展示地。
（三）江淮生态经济区乡村
包括宿迁、淮安等江淮生态经济区乡村。
1 ．主要特征
城镇化水平为55％以下，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2万元。江淮地区拥有淮河、京杭运河、洪泽湖、骆马湖、高邮湖等河流和湖泊，水面面积占区域面积超过1／5，占全省水面面积近1／3。城乡收入水平在全省位次较低，城乡收入差距在较低水平呈均衡态势。村庄建设空间并没有跟随城镇化进程和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的步伐大幅减少，村庄空心化、农用地抛荒现象较为严重。乡村二、三产业缺乏龙头产品，富余乡村劳动力主要向沿江地区流出。对于乡村特色资源的挖掘还有待提高，省级特色田园乡村数量仍然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近年来该地区农业发展与生态息息相关，特色农业和乡村生态旅游业发展较快，涌现出宝应荷藕、泗洪大米、盱眙龙虾、兴化垛田等著名生态产业品牌。
2 ．分区引导
提高农房设施设计建造水平，推进乡村人口集中精明收缩，维持农业适度规模。加大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力度，让土地资源、生态资源成为进城人员的资产和资本，发挥其社会保障功能。围绕洪泽湖、高邮湖、白马湖等水网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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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积极发展大农业地景旅游产业，形成生态绿肺地区的乡村基质。强化乡村资金保障和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治理体系。
（四）其余地区乡村
包括徐州、盐城、连云港、南通等广大县域。
1 ．主要特征
城镇化水平在55～60％之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2～2.5万元之间。徐州、盐城、连云港等地区高比例的乡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推动该地区的乡村人口进一步收缩，形成省域发展的广大乡村腹地。农业发展水平较高，村庄呈团块状布局，人口规模较大，村庄密度相对较低。凭借乡村地区密集的劳动力，涌现出如睢宁－宿城家具产业、东海水晶产业等农村电商产业集群。
2 ．分区引导
不断推进城镇村空间优化，引导乡村空间精明收缩。深挖农产品加工业和商贸物流业，加快推动区域电商集群产业和服务升级，逐步推动乡村生产空间适度规模集聚。加快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重点以农用地为改革重点，推进农业空间适度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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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威远实践看丘陵地区和美乡村建设
郭晓鸣
丘陵地貌面积约占四川省的12.9%，但常住人口却超过全省的三分之一，人地矛盾尖锐；要素净流出、资源分散化、产业升级受限等问题明显。因此，丘陵地区县域是全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薄弱区域。威远县地处四川盆地中南部，是典型丘陵县，其在乡村建设中结合县情农情，积极探索、主动创新，取得显著成效，部分做法值得其他丘陵地区县借鉴。
一、丘陵地区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共性挑战
一是村庄人口空心化与居住形态分散化并存。丘陵地区是农村人口空心化最严峻的区域，大量人口外出，乡村活力下降，社区凝聚力减弱。居住形态分散化又进一步导致村庄集体行动开展难，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标准化配置难度大、建设成本高。
二是人地矛盾尖锐与乡村土地低效利用并存。人均耕地面积小，耕地碎片化严重，普遍是以传统小农户为主的生产经营模式，大量土地粗放经营或撂荒。同时，因政策限制、吸引投资困难、资源分布零散等因素，存在大量闲置的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工矿用地等建设用地未得以合理利用。
三是农业产业链条短与社会化服务不足并存。产业连片化、集群化低，导致延伸农业产业链既缺乏龙头企业的有力牵引，也缺乏解决区域性产业共性瓶颈的有效利益驱动，“初级生产在丘区、加工和销售贴牌在异地”现象较普遍。小农户占比大，导致社会化服务主体难以与需求方达成交易共识，社会化服务成本高、效率低，服务组织成长慢。
四是社区价值认同与农民参与度不强并存。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外流，加上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传统互助精神和集体意识逐渐淡化。因受教育程度显著低于平原地区、居住分散等，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不强，加大了乡村建设难度。
二、威远县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创新探索
威远县在乡村建设中，以提升特色产业为基础，以改善农村面貌为重要突
破口，一体化推进产业提质增效、强化农民参与、壮大集体经济。
（一）以循序渐进的推进机制构建为路径，确保乡村建设稳步推进
1 ．突出力量整合、循序渐进，增强乡村建设力度和有序性。一是部门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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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整合。组建以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设立推进会、调度会等，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记其功、形成合力”原则，2023年以来，累计整合资金3.2亿元，集中投入高标准农田、水利交通、公共服务设施等关键领域。二是示范先行、梯次推进。创建民富村、黄石村等先进村，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再梯次带动周边乡村跟进。以农村风貌建设为突破口，以编制3个目标镇、7个村级片区的国土空间规划为“先手棋”，稳步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优化、乡村治理提升等多领域深化。
2 ．以农民参与的共建共治导向为基础，强化乡村建设高效实施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弘扬公序良俗，激发农民参与热情。一是构建农民自筹自建模式。探索财政投一点、社会资本筹一点、受益农户出一点“三个一点”模式，以公益性就业岗位的工资收入代替直接财政补贴，弥补农户资金缺口，推动农民自发投资投劳参与风貌整治。创新设立项目理事会，让农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风貌整治的规划、实施及监督全过程。二是构建农民互帮互助机制。整合X员、志愿者、返乡农民工等，创建“乡里乡亲帮帮队”，形成专门负责建房工匠、红白喜事服务、农事援助、矛盾调处等小队。实行“邻里守望”机制，开展留守老幼关怀工作。
3 ．以适度规模的经营模式创新为重点，促进农业质效不断提升
推动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升级增效。一是坚持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经营权有序集中并重。通过整村推进、村组参与等方式，2023年完成4.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获评全省农田建设工作突出单位。同步通过土地流转、股份合作以及村集体预收储等方式，实现“小田并大田”，从而促进适度规模经营。二是坚持规模经营模式创新与强化规模理性并重。探索“撂荒地整合+规模化种植”的集体自营模式，“龙头企业负责土地流转、前端农资与末端营销+小业主分包管理”的托管经营模式等，促进粮油和蔬菜、水果等特色产业发展。通过构建销售网络、密切生产主体之间合作等方式，让市场信息迅速反馈到生产端，不盲目扩大规模、“加工能力不提升、产业规模不跟进”成为各方共识，从而力避产业滑落风险。
4 ．以多元合作的组织体系建设为关键，推动农户融入产业进程
重视多元主体合作，促进农村留利、农民增收。一是强化本土性带动合作。重点从本土返乡创业人才中选育致富带头人，促进新型经营主体与村集体建立劳务、投资等合作关系，探索每1位新型经营主体带动20名农户的“1+20”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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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强化产业链分工合作。探索股份经济合作社、供销社、专业合作社“三社融合”模式，构建了“抓两头、带中间”的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一头由供销社供农资，另一头由销售合作社拓市场、生产合作社管生产、村集体供服务，推动产业整链升级、小农户共同发展。
5 ．以多维融入的集体经济协同为核心，助推产业层次不断迭代
完善集体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机制，在取得产业增效、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等多重效益的同时，为村集体在公服设施、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作用奠定基础。一是强化投资建设参与。整合财政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村集体自有资金等，投资冷链仓储、加工处理等关乎产业链升级的关键设施。二是强化多元服务供给参与。参与土地流转协调、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劳务派遣服务等。三是强化产业统筹参与。围绕区域产业长远需求，有针对性开展补链强链、供给各类服务。向义镇水口村由村集体牵头成立种销、劳务、农机三大合作社，开展从种植到销售的全程服务，创新“以销带产、据销定供”的精准生产模式，带动本村及周边村农民超5000户，覆盖6000亩地。
6 ．以积分考核的内生激励机制为手段，强化群众参与主体地位
将积分考核与村庄清洁、项目配置、乡风文明等有机结合起来，强化积分制的激励和约束能力。一是强化积分制执行效力。坚持“积分内容群众定、积分方式群众议”的原则，确保内容群众接受；定期检查公开结果，开展常态化考核；确保积分可换物品、换服务，做实公平奖惩。二是拓宽积分制应用范围。在家庭积分加总的基础上，形成组、村层级积分，直接影响项目资源配置，促进村组间良性竞争。
三、威远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价值启示
一是循序渐进、示范引领是乡村建设的适宜路径。威远县探索“示范村先行—示范效应释放—其他区域推进”的实施流程、以农村面貌改善小切口梯次推进乡村系统性重塑的路径等，促进乡村建设有效有序推进。威远实践表明，丘陵地区乡村建设应更加重视循序渐进、因地制宜，优选群众反映突出的小切口，以先进村庄的积极示范效应促进更大范围内的推广铺开。
二是扩链强链、产村融合是乡村建设的基础支撑。威远县探索股份经济合作社、供销社、专业合作社的“三社融合”模式，以及新型经营主体负责前端农资和末端销售、带动小农户生产的“两端带中间”模式，促进农业产业链贯通；将村庄风貌改善与发展农文旅融合产业有机结合，实现以产业促增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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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收育人气、以人气兴活力的连锁反应。威远实践表明，丘陵地区乡村建设要以产业发展为基石，延伸优势产业链条，达到强产聚人兴村的综合性目的。
三是集体引领、多元参与是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威远县探索村集体的投资参与、服务参与、产业统筹参与等多维参与路径，联结产业带头人、供销社、新型经营主体、小农户等多元主体共同推动乡村建设。威远实践表明，要重塑村集体在资源整合、组织统筹、居间协调等方面“统”的职能，并以村集体为载体关联多元主体，支持村集体通过利益磋商、用工协调、投资引导、创业支持等方式带动小农户共富共赢。
四是农民主体、内生驱动是乡村建设的有效手段。威远县探索“乡里乡亲帮帮队”“邻里守望”等机制来解决建房修屋、生产用工、老幼关怀等实际困难，让乡村传统“熟人社会”的关系资源成为乡村建设的驱动力。威远实践表明，乡村建设要注重挖掘内生性的乡村治理资源，让农民在风貌改善、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文化等领域强参与、有获得、多受益。
四、丘陵地区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推进全链化转型升级，提升乡村产业市场竞争优势。借鉴威远县探索多元主体联合形成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等做法，围绕粮油和优势特色农业，强化缺链补链、上下延链，推进乡村产业迭代升级。一是优化产业链布局。前后两端同时发力，密切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搭建院士工作站、产学研基地等科技推广应用平台，推动农产品品种根据市场需求动态更新。完善农特产品加工链，发展定制农业、“先售后产”订单农业、微商电商等销售新业态。二是强化多元主体联合。探索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及小农户等多元主体在精细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紧密协作，推广股份经济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农民合作社的“三社融合”模式，以“两头带中间”的方式促进小农户成长。
（二）创新深层次参与模式，推进发展红利惠及更多农民。丘陵地区小农户的深层次参与、普惠性发展普遍较弱，宜借鉴威远县通过村集体引领农民致富等做法。一是鼓励农民的投资性参与。鼓励农民众筹资金，参与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农产品加工等设施建设，为农民发展乡村民宿、农家乐等提供技术培训、信贷保险、客源衔接等支持。二是强化村集体的发展性带动。设立村级投资基金或发展基金，为农民发展产业提供支持。结合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文旅融合等，探索由村集体为农民提供劳务派遣、定制岗位、多样化投资机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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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全全民化治理机制，巩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成果。一是动员乡村参与力量。整合新乡贤、退役军人、“庭院长”等治理中坚农民力量，强化其示范引领、监督巡护等功能，鼓励农民自发筹资投工投劳献智。二是构建有效激励机制。结合积分制，将人居环境维护纳入积分制考核，并与村集体分红或福利发放挂钩；推广在家庭积分加总的基础上，建立组级或村级积分考核的做法，实现财政资金项目培育与村民发展意愿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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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如何助推和美乡村建设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李长健
一、问题的提出
助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我国成为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相较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我国的农村现代化目前基础还较为薄弱。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农业现代化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必备前提［1］。X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新质生产力的科学战略布局中，重点强调了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和农业强国［3］。在新质发展时代，劳动资料具有了“新介质”，数据成为了新的劳动资料形态并根本地改变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新型劳动资料在生产方式、生产效能、存在模式上均发生了质的改变，有绿色化、科技化的特点，存在更高的使用门槛，对劳动力提出了新的素质和技术要求，例如数字农业信息平台建设，机械化农业设备的信息化改造，以及指挥无人机劳动、无人车间改造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提前布局，使乡村传统生产力转向新质生产力，从整体经济结构和新旧经济动能中培育高新产业，推动经济的新增长［4］。
新质生产力理论从本源而言，发源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理论的初始源自于农业劳动，意指土地生产力。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基于“劳动生产力”所提出的，其紧紧围绕“劳动资料的生产”而产生，它是在生产过程中最具有显示度的因素［5］。正如法国学者魁奈所言：“大人口和大财富，则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很好的发挥。”［6］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技术迭代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重新定义而变化，新质生产力则是当前技术进步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所要求的新型生产力。在信息科技革命的关键节点，生产要素的构成以及各要素组合配置的流通效率均大幅度提升， 这是新质生产力之 “新” ［7］ 。而新质生产力之“质”则在于“劳动资料”的发展变化，其不再依赖于实体工厂或者土地，而通过数据和平台，在数字空间中无限发展。但是，生产力最终的具体实践上，还是离不开“人”也即“劳动者”的作用。人才是通过科技创新，实现新质生产力，进而全面发展的实践主体［8］。我国在自身的理论、体制、产业和市场上都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势［9］。从新质生产力的动能来源看，社会主要矛盾的进一步变化证明了传统生产力已无法满足当前的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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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产业建构，需要发展以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深度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10］。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质生产力关乎我国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是否充分，也应在国际、国家和企业多层面进行范式转变［11］。而在农业领域，亦需要形成新的生产要素，进而转化为农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12］。
当前学界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发展路径研究。和美乡村之形塑，不仅有乡村之“美丽”，更有产业基础、组织保障、文化传承、人才支撑等外在表现所带来的“和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实现路径重点在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13］，其重点在于组织领导和科学规划，持续推动农村改革，精准施策［14］。坚持顶层设计和分类推进，发挥好农民主体作用是其建设的关键［15］。其二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研究。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摆脱了以往生存型乡村的建设桎梏，力求建立一种发展型乡村［16］。和美乡村建设更强调以产业富民，以和美铸魂，共同缔造宜居宜业乡村［17－18］，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上下双向联动，共建共享和谐互利［19］，建设中需要充分激活各类生产要素，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20］。因此，新质生产力理论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新时代的乡村建设要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利用新质生产力助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其重要路径。
既有学者对新质生产力的探讨均强调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力的作用影响以及对我国未来发展走向的重要性。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亦是在传统型乡村建设的基础上的新质化乡村建设改革，而现有研究对二者之间的联系尚无具体讨论，主要探讨了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在未来的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现代化的发展是否拘泥于实体现实的发展建设？其内生发展的主体力量和关键要素到底有什么变化？新质生产力可以给予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什么样的实践机制？本文在对新质生产力的实现机制上进行有益补充的同时，更对其如何赋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实践机制进行了一些思考。
二、新质生产力助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理论研判
从生产力的结构来看，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理论要素趋同，依旧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者构成。新质生产力对比传统生产力，在要素内涵上发生了变化，要素的组合应用上亦产生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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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资料：新型要素的不断拓展、汇聚与优化组合
传统的劳动资料与新质生产资料有着明显不同。传统意义上的机械化和工业化资料已达到发展的临界点，传统驱动型增长模式显现疲态。乡村产业结构矛盾已经凸显出来，农业基础薄弱，乡村工业产值定位低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客观情况存在，亟需利用新质生产力颠覆性的前沿技术和爆发性的生产力跃迁改变这一现状。
就乡村社会当前发展态势而言，亟需升级为农业4．0所要求的通过数智化、信息化手段形成生态化、社会化和智能化的未来农业，进而彰显价值传承、文化传承和生活融合等和美乡村建设所需的新功能，最终形成生产和生活质量的共同质变，以“算法”“算力”和数据平台为代表的新质劳动资料去革新传统劳动资料，引发乡村社会的真正变革。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跃迁中的劳动资料不仅从个体上发生了形式变革，整体上亦发生着改变。从技术模式而言，数据作为资料个体，其在生产过程中因具备强荷载力和强算力，相对传统生产资料而言，可以不断拓宽原有边界，而数据的最终走向还是集中流向于云数据平台，最终多数据优化汇聚，形成一个实时联动分析的生产网络。
（二）劳动者：数字劳动者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营能力提质增速
乡村社会已具备一定数量的新质劳动者个体来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于乡村建设，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存在着分离化、小型化和空心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劳动对象不应单纯定义为个体劳动者，还有素质高、专业强、组织优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分工与协作将迎来新的变化。新型劳动者可以利用组织化的整体力量提升乡村社会运营能力，带动生产力提升。
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等为代表的组织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不断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劳动者的主要载体和组织化表现形式，其相对个体新质劳动者，拥有更为多元的发展渠道，更为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更为稳固的制度保障。新质生产力聚焦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和发展领域，在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只有具备专业化和组织化的劳动者才能提升其运营能力，发展出核心和优质的新质产业，助力乡村建设。
（三）劳动对象：数据发展引发乡村建设系统变革
新质劳动对象突破了传统物理场域的限制，不仅具备了更强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可以充分利用、改造好乡村社会的传统资源，进入数字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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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突破城乡之间的传统界限，依托数字场域实现劳动生产、生活的交流融合。劳动对象也突破了传统的实体存在，同时存在虚拟对象，虚实共生。
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中最具代表性的劳动对象，其发展的好坏快慢决定了新质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高度和速度。数据可以存在于生产过程中的原始生产、分配、流通乃至售后的全部环节，并提升各环节效率和精准度。数据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信息处理终端，将传统意义上的各类劳动纳入其中，重新定义了生产的模式，实现了生产力的跃升，形成了海量的土地资产价值、生态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多元的复杂场景价值以及人力资本价值等，有助于新质生产力的延伸发展。
三、新质生产力助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逻辑转换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包含了“宜居”“宜业”和“和美”三大方面，是新时代对当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型发展要求，摆脱了以往片面追求“物”的现代化，亦追求“人”的新质发展，乃至整个乡村社会治理及体系的现代化，而形成整体革新之“美”，进而真正促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如图2所示）。
（一）新“宜居”：由“多维善智”转向“共同善居”
乡村社会较之城市，其空间属性、自然风光均有一定优势，不足之处表现在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居环境等方面。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新质生产力对体系建设和发展的作用亦是多维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所带来的体系保障是在乡村中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客观基础［21］。新质生产力也赋予治理新动能，数字技术的运用让乡村社会的多元主体更易参与其中，能够真正发挥农民主体的内生动力。对政府主体而言则强化了群众监督，治理透明促使其有着更好的合法合规动能，打造弹性和韧性均具备的社会结构，使得公共服务真正走向智能化、人性化和公益化。从微观层面而言，数字技术的运用深化了组织内的劳动分工和供给结构，进而通过完善组织内各个功能，形成新质生产力。数字技术更易大规模进行重复性劳动，提升基础性工作效率。为了工作效率的提升还会倒逼组织内劳动者的二次学习，掌握数字技术并形成新的数字劳动力要素支撑，整体提升组织的劳动效率。在部分发达地区，互联网企业和数字平台已深度嵌入乡村的数字劳动中，部分数字平台经济、运营经济是乡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乡村的数字能人也在逐渐受到重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数字化创新带来了组织的极大变革，组织工作的范式革新为真实与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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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共生、经验与数据并存，对其有效地分析和整理后可获得组织效率的提升［22］。从中观层面而言，新质生产力赋予组织更新的功能，带来区域、产业以及资源上的融合。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具有空间收敛性，产生空间集聚效应［23］。乡村电商、乡村旅游、民宿开发等产业，赋予了乡村产业更多发展的可能，进而能够健全区域组织的协调创新机制，强化组织之间的沟通协同，实现先进区域带动落后区域共同发展。从宏观而言，我国当前强大的基层组织建设是新质生产力能够得以快速发展的必备土壤，而新质生产力亦给予了我国组织建设新的制度思考、治理思考和应用思考。
（二）新“宜业”：由“机械赋农”转向“数绿富农”
乡村社会当前面临着新技术、新材料和新产业的冲击。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既给乡村带来了新的机遇，亦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24］。当前诸多乡村地区主要以农业机械化作用于传统农业生产。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要求乡村社会着眼于未来的战略性产业，结合自身传统产业优势进行改造升级，完善产业基础设施，提升产业发展效率，发展数字和绿色产业。
在产业的革新上，重构传统生产模式，摆脱传统产业的生产弊端。借助大数据模型、算力分析、人工智能等手段，发展乡村新兴产业，注重产业发展的效率和可持续性。通过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提升经济弹性和韧性，使生产发展走向绿色化、智能化和生态化，同时利用自身优势，发展出适合乡村的新业态。以生态化赋能，重新界定绿色农产品的核心价值，构造好的绿色产品，将乡村“土玩意”赋予新“绿色”和新“科技”，提升产品附加值。在产业合作模式上，亦催生出新的市场主体，全方位构建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方式，更改变了传统的劳动收益分配模式，真正将“共建共享”理念落实进入乡村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数字技术的接入，真正使得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呈现正向相关联，落实第三次劳动分配制度。
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为乡村社会带来更多增量发展空间，可突破传统乡村界限，进行数字劳动和消费，扩展乡村社会的利益领域。具体而言，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提升：第一，在现有传统产业基础上，改造产业设施，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升级。中国作为工业大国，其产业升级本身具有成本优势、种类优势和效率优势。数字基础设施升级正当其时，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出促使其必须进行数字化和绿色化改造，提升其生产效率和生产模式，才能赢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二，要打通产业链条，注重产业融合。以数字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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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更有利于促进农村地区产业整体的“三产融合”［25］，能够推动不同产业、不同领域跨界整合形成新兴产业，培育出适合乡村社会发展、具有乡村社会独有优势的新产业、新布局，从原材料的收集、生产、加工、到最末端的销售以及售后环节均可纳入新质产业的考量之中，通过整体产业链的打造实现降本增效。第三，新质生产力保障了农业的基础性作用。农业关乎国计民生，在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亦要确保最基础的粮食安全、土地安全。新质生产力应对乡村传统产业，特别是数字化基础较好、融合率较高的乡村进行更为有效的保障，提升农产品加工、流通和监管效率，更好地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守住耕地红线，提升我国整个粮食体系乃至农业体系的体系韧性［26］。最后，乡村社会的生态优势有助于其绿色、低碳、环保产业的天然发展，而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嵌入则助力其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乡村社会在科技改善的环境下，可用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值得信赖的生态产品，构建良性生态链。
（三）新“和美”：由“人地共生”转向“天人合一”
传统乡村的“人－地”共生关系发生了变化，在新时代注重利用科技，接洽社会。“和美”乡村建设不仅注重村庄外在之美，更体现了“人－地－物－社”共同和谐之美，“和”不仅寓意着和谐，更意味着一种“天人合一”。传统生产力中人与自然呈现出一种对立分离的二元关系，而新质生产力摒弃了这种思维，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构建“人－地－物－社”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扎实铸好“和美”魂。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将生态亦定位为生产力的一种新质态，正确处理好生态和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推进发展的基本要求［27］。自然生产力所代表的生态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前提，生态对生产力的升级具有承载功能［28］。新质生产力作为当下最先进的生产力，数字化和绿色化是其发展变革的两个重要趋势。绿色发展是乡村振兴发展质量的底色。人、社会与自然是一种互惠互利，平等相处的关系，这种新理念革新有别于传统生态力，是一种文明转化过程中的理念超越。
在理念的传播上，新质生产力在文化传播效率、文化内涵的深挖和扩展以及文化媒介的创新上均有其“新”，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文化吸收、获取和输出方式，数字文化、绿色理念深入乡村社会，创新思潮逐步引入其中。乡村文化摆脱了以往的传统局限，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更为便捷快速地获取乡村所需要的信息和文化，而数字技术有助于乡土文化走出大山，传入千家万户。首先，新质生产力赋予了和美乡村建设新的理论源泉。“新质生产力”作为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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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经济思想的新理论［29］，其不仅为乡村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亦为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带来了新思潮，构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论，明确X对科技创新的重要领导［30］，使乡村思潮和理念向着科技、创新的方向学习和深化。其次，新质生产力是人与生态和谐共生的有效媒介。人、生态、社会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有机系统整体，“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社会工具主义”对待自然的态度并不可取，新质生产力背后的科技手段和绿色目标，强化了三者之间的联络，通过科技手段更为了解生态，拥抱生态，共同构建数字生态圈。最后，新质生产力加速了城乡融合，促进了城乡沟通和文化交流。城乡之间的物理沟通壁垒在信息时代被打破，数字技术加速了城乡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基于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城乡之间的信息、资本以及公共服务正在加速流通，进而带来了文化上的互通互融，打破以往乡村社会的“信息孤岛”难题，利于实现城乡关系之“和美”。
四、新质生产力助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实现机制
新质生产力理念顺应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之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本文根本目的是探讨新质生产力如何更快更好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寻求高质量、科技化、绿色化改革的解决方案，通过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主要力量，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确定总体目标，摆脱以往仅立足于乡村内部的机制改革的思考，而是更多关注全局视野下的新质发展力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实现路径（如图3所示）。
（一）用好数智工具赋能数字和美乡村建设，助推乡村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思路如何变革？首先，应回归到乡村的全面性发展。在乡村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中，文 名 公 众 号整理，要摒弃高耗能、高浪费以及高污染的生产媒介，将能够改造自然的能力升级为科学改造自然的能力，展现出乡村建设发展的新“质态”。借助乡村自身的碳排放、能源和其他空间优势，利用数智化、信息化和绿色化技术，对传统生产资料进行升级改造，实现生产力的迭代跃迁，因地制宜将“土工具”变成“洋玩意”，摆脱农村以往“大” 而不 “强” 的生产态势。 新质生产资料， 前提在于 “新” ， 关键在于 “质” ，利用技术超前、知识集中、绿色创新的工具媒介，较少的劳动力就可以高效、绿色地完成生产任务。强化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在乡村建设中的使用，发展适应新时代的新工具，创造有质量的财富。在劳动对象的改造上，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乃至文化经济。劳动对象当前在新质生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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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之下，已呈现出虚实共存，人与自然相互共生的关系，今后要进一步完善整体的利益链、价值链和产业链，实现乡村与城市的互动与共享。首先，要在坚持以“自上而下”推动为主线，注重与“自下而上”联动，发挥农民主体的内生力量。发挥农民主体的能动力量，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于乡村振兴实施成效好坏的关键因素。农民主体是和美乡村建设的最大受益主体，要坚持发挥农民主体的庞大力量，保障其切身利益，才能使乡村产业能够转型升级成功。其次，以具体制度创新为支撑，国家和政府需要做的是如何建立、规范“萝卜加大棒”的激励与责任机制，国家应出台促进性法律法规，激励促进乡村多元主体参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优化相关考核机制，探索责任创新机制。兼顾各个主体在新技术运用中的权责利分配，充分考虑各方利益需求，调动多方积极性，形成科学有效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系。最后，将“硬件设施”和“软件平台”协同构造，共筑和美乡村建设。推进数字技术的实际运用，结合和美乡村建设的实际应用场景，搭建属于乡村自我的产供销一体数字产业平台，利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强化农民的自我学习、自我培训能力，例如：可以运用ＡＩＣＧ技术，强化农产品的品牌打造及宣传；利用ＡＩ数字人技术，强化产品售后流程；利用ＢＯＴ机器人，强化训练数字农民等。
（二）畅通城乡数智要素的合理流通融合与高效配置，带动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升
从时空角度而言，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城乡融合发展是未来的必然发展趋势，亦是城乡在时空中得到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在实现范式上更多地利用新的数智工具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乡村高质量发展不应局限于一村一乡，亦不应局限于一行一业，要推动城乡数智要素合理流通，实现城乡实体资源和数字资源的高效配置，进而带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助推乡村产业发展。优秀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依靠一村一乡很难完成。因此，在具体措施上，更应利用数字化的线上平台，强化沟通联络，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形成整体的地区产业规划和发展，再形成各个村镇的主要产业功能分区，以区域内部的科技中心、教育中心和金融中心为核心引领，形成梯度化的产业发展，破除本区域内的产业发展壁垒；聚焦于区域内地位突出、规模较大，发展前景较好，能够绿色化、科技化发展的可持续性主导产业，统筹区域内资源，协调布局产业链功能板块；最大化利用区域内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由村到乡，由乡到镇，乃至县市，实现抱团取暖，融合发展，真正实现城乡的双向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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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给予农民更多的发展机会，帮助其成为职业农民、“新农人”，或者完成城市市民的转变。新质生产力作为更高级的生产力表现形式，其在发展中不仅考虑到经济利益，还兼顾生态利益、ZZ利益、文化利益等。新质生产力所构建的利益机制，是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利益联结机制、利益发展机制和利益实现机制的体系化建构，是对发展中利益形成、流动、分配与保障架构的塑造［31］。更强调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利益的公平合理分配，保护好农民存量利益，拓宽农民增量利益，和谐农民增量和存量利益，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畅通与城镇之间的学习互补，以“科学－技术－产业－人才－资源”为链条全方位沟通，利用好各自的优势板块构建乡村社会主体多元、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开放型体系。
在未来的发展上，要以超前的眼光和理念进行规划。
以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从城乡融合的视角进行村落布局，严把村庄规划发展的审美关、实用关以及生态关，避免出现建设资源浪费、规划布局短视等问题，充分考虑农业发展和宜居乡村建设二者的平衡。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列出和美乡村建设所需的产业发展设施、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清单，审慎推进建设，充分考虑建设的有效性、长期性和科学性，考虑到基础设施的利用程度以及未来运营的成本等，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发展，整体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要打破城乡在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的鸿沟，支持县、乡、村三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公共服务体系，针对部分乡村特有乡情、村情，有目的地进行资源侧重。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一盘大棋，要以超前的眼光视角、广阔的格局以及对每个个体权益保障的视角进行宏观审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打破城乡壁垒和时空界限，真正实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公平正义。
（三）培育能够熟练掌握新质技术的和美乡村建设人才，打造和美乡村建
设共同体
乡村建设的最大的短板是人才短缺，而新质生产力助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求有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尽管乡村社会拥有数量最多的人口群体，但如何将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口质量优势，是乡村社会面临的客观难题。首先，要进行科学的教育变革，通过超越原有学习培育体系，将其更新升级为乡村新质生产力。传统乡村教育存在着文本固化、学科界限清晰等特征，而生成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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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等新技术其知识观是动态的、综合的乃至主动学习的［32］，“人－机”关系呈现互学互动，而后互促发展的模式。应尽快构建适应时代、适应科学的教育模式，培养出既懂农村又懂技术的复合型数字人才。其次，新质生产力可给予乡村低成本人才教育方式，要将这一手段和优势赋能于乡村社会。数字平台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知识内容的爆炸式扩容，乡村社会所缺乏的教师资源、教育基础设施以及面临的时空限缩均被一一打破，要将这一优势充分利用好，才能将人口优势转化为乡村人才优势。再次，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教育陪伴功能。乡村社会人口的流失使父母和留守儿童无法形成教育陪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功能的日渐完善，使得“家－学校－子女”在同一空间载体内进行互动，情感陪伴的便捷性提升更有助于教育功能的提升和人才的培养。最后，在劳动者的培养上，要提升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乡村地区应建立适合自身的数字人才体系，针对自身的优势数字产业进行相对应的人才培养，并为他们在家乡提供优质的工作岗位。
在文化建设上，数字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文化传播和融合，给予了乡村社会新的思潮，乡村社会感受到了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新技术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其丰富了乡村社会的精神内涵，提升了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数字素养，满足了农民多元化文化需求，进而让农民的精神内核得以发展，实现自我的突破。但同时要注意，在部分艰苦地区，是不宜发展大规模智慧化农业的。如云南“哈尼梯田”依旧传承着农耕文明，小农户现在继续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同时哈尼族特有的文化是其重要的文化源泉，需要进行文明赓续传承。同时，要发挥X建引领的重要作用，面对对话语缺失、算法异化等文化风险对乡村社会诸多朴素价值观造成的冲击［33］，要以全乡村社会共同的目标和价值为引领，形成适合乡村需求的良好数字文化氛围，做好线上数字平台的监管，避免乡村基层社会的优秀传承文化被改变、 渗透乃至异化， 真正实现农民不仅能够 “口袋富” ，也能够“精神富”。不断充实和完善乡村社会的各类多元主体，带动乡村社会的多元新型市场主体，如数字家庭农场、数字经济农村合作社以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中间层主体和农民个人，打造数字产业发展共同体、生态建设共同体和和美乡村建设共同体。
（四）完善顶层设计，调优生产关系以适应新质生产力跃升
新质生产力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乡村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内在性质［34］。当前不仅应保障新型合作经营组织的应有权益，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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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户个体的数智发展，实现集体和个人的共生共享。例如浙江湖州小农户的“桑基鱼塘”，塘中养鱼，通过桑叶种植实现饲蚕、喂鱼，然后鱼粪肥塘、塘泥雍桑，不仅促进了农民增收且保护了生态，发挥了绿色经济的作用，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和零污染输出。利用好新质生产力，调优生产关系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整体性工程的一部分，需要优化相关顶层设计，才能更好地调优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跃升。
从顶层设计而言，必须遵循中国式现代化对乡村建设的系统性要求。新发展格局的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等战略建设的规划，要求在把握好新质增量生产力的前提下，协调好其中的多重关系，包括城市与乡村的协调融合发展、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权责界限以及传统利益主体与新型利益主体的功能划分等，特别是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要实现土地的规划科学、效率提升，保障广大农户的根本利益。要制定出系统性推进新质生产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相关制度、政策和实施规划，具体实现方式上，可采取法律法规、地方政策和自治章程等规划出因地制宜的推进方式。以软法和硬法相结合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利用国家成文法的强制保障力，结合乡村社会、组织的习惯、章程等软法供给，将新质生产力理念赋能于其中，利用制度设计，促使乡村振兴中的农户个体、市场主体、社会中间层等多元主体，履行新质发展责任，这也是全社会范围内推进新质发展走向的整体思路。因此，软法和硬法协调的制度设计上要注重“硬法软调整，软法硬调整”逻辑。对硬法实施中应多以鼓励、原则性引导为主，确定调整对象的整体行动方向；在软法上多采用半强制性规范进行更高要求，通过软硬结合、鼓励与要求并举的模式促成新质发展的平稳转向，并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完成软法硬化的过渡。
五、结语
新质生产力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有力推手，也是乡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应对新的挑战、新的风险，需要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推动乡村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助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代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化、产业化和绿色化，构建有科学性、全面性和安全性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之路，不仅需要发展高附加值产业链，亦需要现代化治理手段和治理格局赋能其中，以新的规划理念引导前行。本文通过梳理生产力理论以及在乡村社会的运用，微信：dawenge2014整理，进而对新质生产力进行理论研判，发现其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发展逻辑相互契合，也存在需要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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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三要素在发展中均可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同时要做好顶层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