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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苏州，仿若是被置顶千年的苏绣至品“双面绣”，一面人文鼎盛，一面经济繁荣，人文与经济交融共生、相得益彰。人文经济学成就了今天的苏州，也正成为人们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视窗。
人文经济学本质上反映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内在深层次的逻辑关系，深刻诠释了经济与人文深度渗透融合的发展规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其的认识从改革开放之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D的二十大报告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纳入中国式现代化五大内涵之一。2006年10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一文中就提出“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实质上是强调将文化和经济融合发展。有关人文经济学的重要论述理论深厚、思想深刻、立意高远，我们务必要深入领悟、学习和贯彻。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先秦百家礼食之争。我国有关“文化”和“经济”最早的探讨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百家对于人文与经济的关系主要围绕“礼与食孰重”这个逻辑展开。儒家认为，人们失去“礼”的约束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和动荡。《论语·阳货》篇所云：“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因此需要对社会的礼制进行完善以防止“礼崩乐坏”。墨家注意到礼在社会群体生活中的功用，但对儒家倡言的“礼乐一体”则不以为然，认为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无益于社会秩序的重新厘定，不过是徒耗社会的财富。墨家主张“国之治，治之废，则国之治亦废。国之富也，从事，故富也；从事废，则国之富亦废。故虽治国，劝之无餍，然后可也。”即国家富裕是由于百姓从事社会生产才会富裕，如果生产废弃了，那么国家的富裕也就废止了。所以治国的事，必须勤勉不止才可以治好。春秋先哲的争论用当代的话语逻辑可以概括为：人类的社会发展究竟是重点放在精神文明的构建上，还是放在发展生产力不停获取物质财富上？
“礼与食孰重”成为了探索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历史渊源。此后，儒家学说成为了主流之学，这场有关“礼与食孰重”的儒墨之争有了结论。儒学的“克己复礼”之所以能够在这场世纪争论中成为庙堂之说，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内在逻辑：由于农业生产所基